摘 要： 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些人对于弘扬雷锋精神，存在一些误解；网调结果不理想，见危不助等现象突显当前雷锋精神缺失的现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趋利意识，造成普遍信任的缺失；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无根性强化了人的自保意识；外来文化思想颠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对弘扬雷锋精神造成巨大冲击；学雷锋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实效性低。新形势下，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信用体系，为学雷锋活动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扩大学雷锋活动的覆盖面；多措并举，提高雷锋精神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关于雷锋精神的内涵、本质、构成等方面，学界的讨论很多，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凝练雷锋精神的内核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审视反思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其产生的根源，采取相应的对策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多样化、生活化，才能提高学雷锋活动的实效性，发挥雷锋精神在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自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纸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的高潮，雷锋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行各业也涌现出众多雷锋式典型，如“雷锋传人”郭明义、“现代焦裕禄”文建明、“天山神医”庄仕华、“最美女孩”刁娜、“最美妈妈”朱燕珍等。尤其是在汶川地震救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中，大规模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国内外产生良好效应和重大影响。目前，大批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服务站、服务队、基地、爱心组织的建立，形成了完善的志愿服务体系。志愿服务活动正处于常态化、持续化发展的阶段，广大志愿者已成为时代的“活雷锋”。尽管一些个案的负面影响影射出一些领域、一些人群的道德滑坡，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真向善之心依然为雷锋精神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以小悦悦事件为例
“学雷锋就是学傻。”雷锋的确是“傻”，在他的每一篇日记中我们几乎都能发现他“傻”和“愚”的地方。比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1959.12.8）。“个子小我也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向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1960.2.15）。“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1960.6.5）。听党的话，“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怎样去，做要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1959.8.30）。雷锋所具有的崇高理想和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让部分人误以为：学雷锋就是要像雷锋那样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牺牲精神，就意味着学他那样“傻”，“傻”就意味着要“吃亏”，要舍弃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命。
雷锋是小儿科。”这里的“小儿科”，一是指主体，误认为学雷锋是青少年和儿童的事，言下之意，成人没必要学；二是指学习的内容，认为学雷锋不过是小朋友帮老人让个座、扫扫教室、抹抹桌子而已；三是把学雷锋误以为都是搞形式，只是在“雷锋日”挂挂条幅、开开班会、讲讲雷锋故事，组织学生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等，在平时很少讲雷锋精神和自觉践行雷锋精神。
“学雷锋客观利人主观利己。”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了解雷锋的成长经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认为雷锋做好事是想出名或者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要，学雷锋的人不是发自内心的做好事，也只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或当作以后晋升和获取预期利益的筹码或资本，这显然扭曲了雷锋精神。
“雷锋是神。”这种观点，一是认为雷锋形象太完美，高不可攀，所以不愿去了解，更谈不上践行雷锋精神；二是认为现在缺少学雷锋的社会基础，力极为低下或极为发达时，人们才有学雷锋的必要和可能。所以一些年轻人开玩笑说：“雷锋是神不是人，雷锋好是好，就是现在我做不到。”这不仅容易产生时代隔阂，也使雷锋精神远离了生活，不利于雷锋精神的发扬。
根据2011年3月7日一份“你还学雷锋吗”［1］的网络调查显示，只有46.67%的人知道雷锋是谁，雷锋似乎成了神线%的人认为当今社会很少有人学雷锋，有19.39%的人认为没有人学雷锋，更有相当部分人认为雷锋精神过时了。
新形势下雷锋精神还相对稀缺，在某些场合勇于学雷锋、做雷锋的人还比较缺少。经验得知，当个体的不幸遭遇经媒体曝光后，或发生较大突发性意外事件，如地震、海啸等，往往会激发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向需要者伸出援助之手，这时会让人倍感雷锋精神之温暖、民族凝聚力之巨大。但在缺少舆论和媒体关注的情况下，若某个体遭遇突发性意外或处于危险之中时，周围的人往往缺少助人的勇气而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充当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这就会产生一些难堪的局面：老人跌倒没人敢扶；公交上眼睁睁看着窃贼把手伸进别人的手提袋却装作看不见；小悦悦躺在地上挣扎时，肇事者和十多名依次经过的路人却没有停下脚步，直等到一个拾荒老阿婆的出现，等等。社会需要雷锋精神，但又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做“雷锋”。雷锋精神被“悬置”起来，这种悬置让人们直观感觉当下社会“雷锋”越来越少，昔日的时代英雄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有学者认为，信任会促使人产生生活的勇气、爱的能力和道德利他性关注。普遍信任的态度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公民道德和基本义务，并认同工作伦理和服务精神等。市场化背景下，劳动者的主体意识觉醒，并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个人主义与普遍商品化的交互作用下，个体的趋利意识被强化，对个人权益的争取和保护亦随之强化。尤其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界限模糊，人与人的
系变成一种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超功利情感交往的缺乏，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社会责任感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普遍信任的缺乏、个别信任的盛行，恶化了人们的道德思维方式和人际行为模式：不敢随意地做出利他行为，不敢展现同情心，不敢相信别人，小心警惕着他人和，努力地为个别团体谋取利益。”［2］社会成员之间信任感的缺失显然抑制了助人行为和奉献精神，不利于雷锋精神的弘扬。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期，“拔根”与“扎根”是现代社会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表现之一。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城市中的外来人，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3］50伴随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大规模流动人口，一次次经历着“扎根”、“拔根”的过程，不断地离开家乡，离开曾生活过、工作过的城市和单位去到另一地方寻找新的根，个体越来越难确定自己生活的地点和坐标。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范围发生改变，传统的熟人社会生活模式，以及家族观念对人的行为所具有的潜在约束力越来越小，处于不断辗转奔波中的人们，其思想观念发生裂变和无根化，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成为生活上漂移、精神上漂泊的一族。总体而言，背井离乡的流动大军“被‘社会旋转力’推向边缘：这个‘边缘’既有心理意义上的边缘感知，也有事实上社会阶层与生态空间地位意义上的‘边缘’；既有社会生活生态空间意义上的边缘性，也有社会外部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边缘性。”［3］51这种边缘性和无根化让人缺少归属感、安全感，缺少尊严，更缺乏整体性认同的制度与伦理约束机制。其外在行为往往谨慎小心，表现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事力求自保”的处事风格，逐渐形成“不管闲事、少说话，管好自己保平安”的消极思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社会的“失根”状态，也就是完整人性的缺失状态。这种缺失包括人应有的怜悯友爱、互助团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随着国门的打开，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使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递和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也随之进入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的天平慢慢转向“重利轻义”的一端，个人的受益情况成为判断行动与否的核心依据，这就导致利己主义泛滥，私欲膨胀，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横行，集体主义道德退化，民族传统美德淡化模糊，给我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以及体现民族道德、追求远大理想、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带来巨大冲击。
由于部分人对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在思想深处没有真正重视起来，使学雷锋活动流于形式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一是表现在部分单位或个人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仅在“雷锋日”当天象征性的走形式，没有真正把握雷锋精神的实质，没有入脑入心，当然就不会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真正践行；二是在宣传上雷锋的形象过于完美，雷锋的大爱无我、在思想指导下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献身精神，让不了解雷锋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的人难以置信，感觉可望不可及，最后就只有敬而远之了。由此可能导致雷锋精神被定格，而“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融入了民众的集体记忆”。［4］
雷锋精神缺失这个看似微观层面的个人问题，源于宏观结构上的社会问题。正如美国一个社会学家认为:“社会造成了在许多个人相互关系中的日常问题(失范)，也带来了我们如何界定和感受自身的混乱(异化)”［5］。针对新形势下的历史特点和弘扬雷锋精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价值观、制度建设、思想观念、宣传工作几个方面加以思考，提出相应对策。
雷锋短暂的一生，常怀感恩之心，对党至诚至信、对人民至亲至爱，是雷锋精神永恒不变的主题。在感恩思想的主导下，雷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践行着爱国爱民、重义
轻利、敬业乐群、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先忧后乐等奉献精神，以及助人为乐、尊老爱幼、乐善好施的友爱精神，并在生活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养成刻苦学习、不断创新的钻研进取精神。因此，尽管雷锋精神是与时俱进的，但“感恩、爱国、奉献、友爱、进取”是其不变的内核概括。向雷锋同志学习并非完全模仿雷锋的一切所作所为，也不是空喊政治口号，而是要内化雷锋的感恩精神，并外化为爱国、奉献、友爱、进取的自觉行为。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真正践行这十个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核心。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冲击以及原有传统价值体系不能满足人们现实需求的困境，迫切需要凝练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雷锋精神作为“中国创新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成果”［6］和完美的德行体系，“集结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优秀的美德善行；凝聚了中国人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体现了中国普通公民做人、做事的典范；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精神风貌和鲜明特征；揭示了青少年成长进步的正确途径。”［7］它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感恩、爱国、奉献、友爱、进取”的雷锋精神内核因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弘扬雷锋精神提供思想理论保障，赋予其恒久生命力，有利于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和化大众目的的实现。
调查发现，即使没有血缘、亲缘、地缘的束缚，绝大部分群众包括“被边缘性”的群体仍是愿意做好事的，也承认做好事不难，但怕的是做了好事没有好报不说，还可能惹一身麻烦、危及自身。所以在遇到别人突陷困境时，没有及时帮一把，而是选择逃避。这种情形恰恰说明弘扬雷锋精神需要法律的扶持和正义制度的保障，说明中国社会需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规划建设。
建立健全的善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征信立法和一系列法律、司法等制度建设，能够对助人者的利他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或奖励，若被援助者有事后反咬一口、诬赖好人的失信行为也能够依法受到相应的惩罚，就可以大大降低助人的风险，解决人们做好事时的后顾之忧，规避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的发生，从而让守信者不再孤单，让助人者不再犹豫。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把道德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纳入到具体可依的正义制度范围内、把部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也是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善性选择。雷锋精神呼唤良知，呼唤人们内心的思想道德热情，更需要一个良好向上的制度、文化氛围。社会信用体系的规划健全，可为弘扬雷锋精神、拯救道德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雷锋精神的可持续、常态化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义利矛盾日趋激烈。学习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爱”精神，对一部分人来说还不现实。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雷锋精神重归普通人，实现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必须与时俱进，赋予义、利新的合理内涵，实现两者之辩证统一。正如黄力、谭焱良认为，弘扬雷锋精神要“肯定人对功利的追求，肯定在现代社会的德可以使人获得利益。有‘德’如果总意味着必然的付出和损失，一定不会维系下去。德行和利益之间不是对立的，决不是有了德行就一定要损失利益。”［8］他们引用斯宾诺莎的话说，“一个人愈能够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存他自己的存在，则他便愈具有德性，反之，只要一个人忽略他自己的利益或忽略他自己存在的保持，则他便算是软弱无能。”“一个人愈能够保持他的存在，则他便愈具有德性，而且，只要他忽略了保持他自己的存在，他便是软弱无力。”所以弘扬雷锋精神既要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充分尊重个人的合法利益，肯定人对于正当功利的追求。
为学雷锋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由于各自的知识层次、文化修养、生存环境等存在差异，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具有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自我约束、辨别是非能力弱的特点，更要注意要求的贴切度。既要宣扬无私利他，又要社会成员根据自身条件，有能力的多贡献，能者多劳；能力小的可以从小事做起，量力而行、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即使是没有做具体的好事，但只要你没有妨碍他人和社会，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在本职工作上奉献自己，这本身也是做好事。高收入者捐一千万是做好事，少先队员扶老人过马路也是做好事。这样就“使雷锋精神在民众信仰中沉淀为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价值理念。”［9］45只有把“无私利他”的先进性要求与“不妨碍他人和社会”的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才能扩大学雷锋的覆盖面，提高学雷锋活动效果，促进雷锋精神回归民间、根植心间、增强渗透力、落实到行动中。
任何一种精神深入人心，除了这种精神本身的感召力之外，必须发挥媒体的强大鼓动作用。既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作用，又注重发挥网络微博、手机短信、论坛等新媒体在树立模范榜样、弘扬雷锋精神中的独特优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树立、宣传、学习榜样必须实事求是。依靠社区、基层，深入群众，从实际生活、工作中寻找榜样、树立典型，并力求榜样代表领域和层次的多样性、宣传的及时性。宣传榜样要避免对典型人物脱离现实的“高”“大”“全”的过度夸大、美化；要客观评价宣传对象身上所具有的闪光点和高尚品质，忠实于生活中的原型。在学习榜样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充分利用媒体网络引导群众从自我做起、从生活工作中的小事做起，自觉践行雷锋精神。
弘扬雷锋精神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把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有内容没有形式，或者内容和形式不匹配都影响最终效果。一方面，要发挥网络、媒体、影视和文学作品的文化宣传功能，重温的奋斗历史，全面了解雷锋的成长和先进事迹，拉近雷锋与现代人们心灵之间的距离，丰富学雷锋活动的内容。另一方面， 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社区、基层、学校为依托，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形式。如志愿者服务活动，在居（村）委会或学校每周定期开展“学雷锋体验会”活动等，让群众或学生尤其、领导干部谈谈日常生活中做好事的感悟以及获取的快乐，并结合实际，引导群众坚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干部带头，各部门积极配合，掀起学雷锋活动热潮。
说：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10］要“使雷锋精神在人民大众、社会草根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并使雷锋精神成为人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指导性价值原则”［9］56，一要领导干部带头，二要群众广泛参与，三要各部门积极配合。把学雷锋活动与群众生活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掀起学雷锋热潮，形成巨大合力，才能最大限度的扭转不良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社会道德风尚，让雷锋精神潜移默化的成为中国人善良道德品质的一部分。
（下转第200页）以下转版（上接第 页）总之，雷锋精神不只是雷锋一个人的精神，而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本应具有的高尚民族品质，是代表着本民族和人类进步的精神文化。学雷锋活动不能“三月里来四月走”，也不应是传统的纪念性地、一次性地或阶段性地进行，而应凝练出雷锋精神的内核并把它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追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工作标准、生活“参照系”中去，使雷锋精神成为群众生活中的一部分，实现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
［2］ 李佳,易连云.普遍信任感培养与儿童道德养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7):20.
［4］ 庞书纬.“常”与“变”的博弈——关于中国电影中的雷锋形象［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1,(3):41.
［5］ 塞缪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3,86.
［6］ 高梓铭.雷锋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j］.哲学研究,2010,(7):18.
［7］ 李智栽.论雷锋精神与公民道德建设［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22-23.
［8］ 黄力，谭焱良.雷锋精神的德育价值实现的路径探讨［j］.当代教育论坛,201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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