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初政治指导思想的研究是当今秦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传统的研究往往从儒、道、法等具体学术流派的角度来分析，试图把汉初的政治思想归类到某一学派。但是，真正深入到汉初政治的核心，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各种学术思想尚未最终定型，未能完全与政权紧密结合,也未能有一整套严密的政治思想供统治者选择，因此，汉初政治思想呈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当时统治者根据统治需要，选择各派学术中适合的成分加以利用，形成了汉初不同于前朝后代的政治思想特点。
本文选取“长者”一词展开研究，深入至汉初社会各方面，探寻汉初的执政思想，揭示出以“长者”为核心的长者集团在汉初的存在及其地位影响，试图从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角度，对汉初执政思想的形成和特征做一阐述。
“长者”一词最早产生于战国末期。“长者”的基本含义，清人俞正燮考证有3种：“盖长者有三义，父兄一也；福贵人二也；德行高三也。”［1］这是从敬语而逐步转变为道德评价词的。“长者”一词从产生到《史记》中的广泛应用，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长者”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得“长者”词义不断延伸,并在汉初形成一个以“长者”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主导着汉初的执政格局。
“长者”义“父兄者”，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孟子》一书中的“长者”一词即为此义。“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礼记?曲礼上》）、“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荀子?大略》）和“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长者”用例均为“年长者”之义，说明“长者”此义从产生起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沿用。
传统农业社会中，年长者有较多的和生活经验，往往被视为道德和智慧的典范，所以“长者”又有了“德行高”的义项。《孟子?离娄上》：“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这里的“长者”不仅有“年长者”之意，更多的是对“有德者”的尊称。“长者教予曰”（《庄子》）、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武王入殷，则闻殷有长者”（《吕氏春秋》）中的“长者”均为此义。因此，“长者”有德者的词义得以延伸。
从战国后期起，社会上有一股让“长者”从政的思潮。以《吕氏春秋》表现最为突出，其《雍塞》篇中建议齐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先识》篇中记述周威公为了改善政治而“求国之长者”。其他典籍中也有记载：
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左传?哀公十六年》）。杜预注：长者指白公胜。
此中“长者”是石乞对位尊者的敬称。“长者”词义中位尊者的含义随着长者政治地位的上升而日渐鲜明。
综上所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长者”一词的3个基本含义都已涉及到，并已摆脱临时性词语搭配状态，逐步作为一个词语固定下来，具备3个层面的基本含义：年长者；有德者；位尊者。但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以道德为主要特征的“长者”所能发挥的社会作用是有限的。社会上虽有一些长者，但他们并不能构成一个群体，更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秦汉之际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人心对“长者”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长者”一词迅速在汉初社会流传开来，其使用的范围与频率大大超越了战国时期。如柳治微先生所言:“至楚汉之际，群众心理，趋重长者。”［2］因此,社会背景的变化使汉初“长者”最终走到了政治的前台。
《史记》中“长者”一词共出现62处［3］。其主要分为3个阶段，“长者”在汉初社会作用日渐加强，逐步形成了以“长者”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史记》关于先秦时期事件的记载基本上照抄先秦典籍原文，使“长者”一词的原义得以保存。叶适说：“司马迁《史记》有取于《国语》、《战国策》及其他先秦书，皆一切用旧文，无窜定，是则述而已，无作也。”［4］《史记》中“长者”用例在先秦时期的如实照录的处理方法，表明了太史公的实录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太史公对先秦时代“长者”一词含义的认可。
秦汉之交，人心渴求“长者”，时代选择“长者”。因此，在当时一般人的心里，由“长者”来完成收拾秦末残破局面的任务，这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定论。时代需要“长者”已成为当时社会人心的共识。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適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彊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5］。
此条史料透现以下3层意思：第一，当时民间对德行高者有称为“长者”的习惯；第二，秦末乱世，各地首领选择权落在县中少年身上；第三，“长者”往往被立为起义首领，百姓正因为“长者”为首而从者甚众。因此，由以上3层意思均可见“长者”在当时人心中受拥戴的程度。
刘邦得以先入关中，也与其“长者”身份有关。刘邦因为被“怀王诸老”认为是“长者”而被派遣入关，这就为其后建立帝业奠定了基础。
(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剽悍，不可遣，独沛公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涉、项梁散卒。与杠里秦军夹壁，破二军［5］。
是“宽大长者”而得以被民众接受而先行入关；即使剽悍如项羽，亦知亭长为“长者”可以信托。在此种社会氛围下，有远大抱负的刘邦力图顺应时势而成就“长者”的声名，吸引有识之士依附辅佐他成就大业，赢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因此，在有“长者”声名的刘邦身边聚集了许多长者，形成了以刘邦为首的长者集团。
至汉初,以“长者”为代表的群体在政坛上异常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汉初政治的走势。以整个社会而言，汉初有对人物用“长者”进行称扬的社会风气，表达了整个社会对“长者”人格的认可和赞赏，“长者”人格品质对社会有着引导作用。太史公在《史记》中如实地对此进行了记录：
主父方贵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下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史记?汲郑列传》）。
郑庄倾慕“长者”，以“长者”为自身修养的楷模，因此得到天下人的称道；孔车因念旧不势利的品德而得到天下人的称颂,称为“长者”,说明当时社会对“长者”人品的认可。因此，与“长者”结交不但是当时士人的荣幸，更是汉初社会判断一个人品德的衡量标准。反之，与不是“长者”的人结交则被人所不齿。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研究《史记》中“长者”的使用，可以看出“长者”一词作为对人的评价词开始使用在秦汉之交，至汉初使用逐渐频繁，成为此阶段对人的最高评价词。这一方面反映出长者在秦末战乱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另一方面，“长者”的政治含义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以“长者”类人物为核心、具备“长者”人格特征的政治集团（本文定义为:长者集团）。长者集团伴随着刘邦集团的成长而成为汉初执政者和核心势力。他们在秦末的乱世赢得人心，最终取得政权，建立汉朝。
很多学者都把刘邦统治集团定义为“布衣将相”格局。但仔细分析刘邦统治集团及其后一段时期统治集团的执政特点，可以看出刘邦统治集团即汉初长者集团。汉初政坛上，长者集团力量日益加强，对汉王朝政治体制的运作、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官吏的选拔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朝建立后，在惠帝的拥立中，“长者”亦举足轻重。高祖认为其子孝惠仁弱，企图以幼子如意易之。吕后听从张良计策，召商山四皓辅佐孝惠。
文帝更是长者集团选择的君主，他的即位完全是因为陈平、周勃等执政者觉得他“母家薄氏，君子长者”［5］。
以上可以看出，汉初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者都有“长者”声名。一方面可知“长者”是当时政坛最高人的评价词，另一方面，可见当时的统治集团的领导者极力打造其“长者”特征，力图成为长者集团的核心。
刘邦统治集团中重要大臣多有“长者”名声。如陈平、郦生、萧何、曹参、周勃、张相如、石奋等等皆是。朝廷中多数重要大臣获此声名，一方面说明了“长者”在汉初形成的集团化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长者”势力在汉初控制着朝政，汉初政坛确乎存在着长者集团。
对于刚刚结束了全国性战争、面临着极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汉初来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军功受益集团，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战争的再次爆发。为了避免皇帝和军功受益集团矛盾的激化，就必然要求二者都要尽可能地克制自己对权力的独占欲。而在实现这种平衡中,“长者”成为二者都接受的执政者。
“长者”支持君权的至高无上，要求保障皇帝的最高地位，如周勃在平定诸吕之乱后，自以为功大，而“朝罢趋出，意得甚”，长者袁盎就站在“尊君”的角度对这种行为给予了批判［5］。这决定了汉初诸帝能够接受由军功受益集团倡导的“长者”政治。
据《史记》记载，惠帝曾试图干预相国曹参的为政方式，曹参就以“无为”来搪塞，并劝惠帝“垂拱”，而惠帝也接受了其建议;张释之曾以“守法”为名阻挠了文帝对司法的干预;周亚夫更是多次干涉景帝，限制其君权的发挥。因此，“长者”提倡的无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皇权，因此得到了汉初相对强势的军功受益集团的认可。
“长者”本身所具备的宽容、大度的特征，长者集团以个人的德行为号召力，以相互间的信赖感作为彼此之间联系的纽带，使“长者”成为皇权与军功受益集团的平衡者。长者的无为在限制皇权的同时，也尽量减少了军功受益集团与皇帝的矛盾。曹参等人执政时“日饮醇酒，不治事”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减少矛盾的策略。正是因为长者集团的这一特征，才使得长者集团在汉初得到了各方的支持，而使汉初执政思想凸现长者政治的特色。
长者集团在形成初期把以任侠社会“重承诺”、“言必行，行必果”为行为准则与以“宽大厚重”为精神核心互相推崇作为联系的纽带，顺应时代潮流组织起集团，这种精神与道德的互相推崇使其彼此依赖成一体。这种核心的精神力量保证了他们在秦末群雄中逐步由弱至强，争取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最终获得政权。而当汉朝建立后，他们又用这种力量重建了朝政结构。同时他们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平稳恢复，在保持早期精神力量和游侠原则的同时，针对汉朝社会实际状况，选取并形成了自己的施政思想。者集团的政治思想
关于黄老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十分兴盛，争议颇多。但汉初一段时间黄老思想曾被应用于政事，则为后世所认可。此时期正与“长者”控制政局时期相对应。可以说，长者集团有选择地吸收黄老思想的一部分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政治指导思想。其主要有尊君权、重法治、尚宽容、不妄为、与民休息政策等等。
在长者集团中，虽然其执政思想有很多来源于黄老思想的成分，与黄老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长者集团就是以黄老思想为其指导思想。“长者”通达世务、富于生活经验，使他们在选择政治思想时更注重实际的效果，而非局限于思想层面的学术流派，因此，以其为核心的长者集团形成了以黄老思想为主流，吸收了其他各派有益思想，兼收并蓄，一切以实际功用为标准的执政思想，指导着汉初政治。
汉初内有功臣的变乱、朝臣的势力膨胀，外有强臣宿将、兄弟诸王的虎视眈眈，且社会人心厌战已极，此时内外因素都不适于施行刚猛的政术。因此人心时势都要求汉统治者清静无为。黄老思想中重视无为、顺其自然，使汉统治者对各种社会现象顺之、利导之，而不加干涉，尤其容忍了诸侯自治，避免了内部战争的再次爆发。
汉初的“长者”大多来源于底层，少文而多谋，虽缺乏高深的理论知识，但长期的战争使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处世经验，而黄老政术简明易行，反对繁文缛节、便言巧辩，无为而注重实际功效，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曹参任齐相期间，征求诸派学者，他选取盖公之黄老政术纯属于实际的需要，而其在实际施行中抛弃了学派固有的成见，带有融合百家的特征。正如王鸣盛所言：
汉初黄老之术极盛，君如文、景，后官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属黄老之列［6］。
但是仔细阅读《史记》，我们注意到太史公对这其中的人物大多也用了“长者”加以称呼，如曹参、陈平、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王生等。可以说，在汉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长者”与信奉黄老者是相互呼应，有密切关联。
代王得立帝位，缘于他继承母族“长者”之姓。太史公因讳而不便以“长者”称之，然而肯定其有“长者”之实。
文帝之立，得力于陈平与周勃将相合谋。陈平少时即与“长者”相交；周勃为“长者”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有明载，是得到社会公认的“长者”；而同时陈平亦为信奉黄老者。
周勃少文，太史公并未记载他与学术的任何关联，但他行事与信奉黄老者有相同之处，即便是源于政治家的直感而进行的选择也值得注意。至少，他在行事中执行了黄老政术。
文帝朝信奉黄老者分散于朝廷内外，上至皇帝宗室，下至郡县官吏，左右着汉王朝政治、经济的方针，他们同时又都是长者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文帝亲口称为“长者”的就有：卫绾、田叔、张相如、周勃等人。其中的田叔，《史记?田叔列传》载他“学黄老术于乐臣公处”。而《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记载了黄老学派的谱系，乐臣公为黄老政术正宗传人之一。他的学生田叔和盖公（曹参任齐相时的谋士）对黄老思想在汉初的推行都发挥了作用。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史记?儒林列传》）。
窦太后对黄老政术的维护一直持续到她死后。现代学者一致认为，窦太后的去世是黄老政术在汉廷势力衰落的标志。
文帝朝是司马迁眼中明君贤臣的典范统治，亦为长者集团执政的鼎盛期。其执政的长者集团在执政中显露的黄老政术特点，得到后世史家的认可。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此一段历史的执政者是以刘邦、文帝为首的长者集团，而并非信奉黄老集团，所以，黄老政术只能作为其执政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长者集团的执政思想并非完全等同于黄老政术。
长者集团虽在执政中选择了黄老政术，但他们并非固守门派的迂腐之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们随时势对之进行取舍，使思想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说，长者集团注重政术的实效而非学术门派。因此，汉初长者以黄老思想为治世核心思想的同时，兼容百家，吸收了儒家、刑名家、阴阳家等许多合理思想。长者集团的执政思想并没有局限于黄老思想，而是和黄老思想有所区别。这是汉初政治与众不同的地方。
从《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人获得“长者”之名并没有受学术流派的限制，也就是说，“长者”并非只指黄老信奉者。
兒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於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史记?儒林列传》）。
“长者”之名的赢得完全源于人格，学派的局限性几乎没有。因此治刑名家张欧照样以人品获得“长者”之称。即便是长者集团选择的皇帝孝文帝，亦好刑名之学。
因此，长者集团根据现实需要选择施政思想，这种不局限于一门一派的实用主义态度虽功利性较强，但保证了其政策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使汉初社会在休养生息的氛围中迅速繁荣，孕育了一个鼎盛的汉武帝时代。
长者集团推行兼容百家的宽泛的不干涉主义施政纲领，使汉初混乱的政治局面稳定下来，残破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但是也带来了许多弊病。在长者集团的支持纵容或者默许下，封建诸侯的势力日益强大；列侯留居长安，互相交结，盘根错节；商贾纵行天下，富可敌国，有“素封”之名；豪侠横行乡里，相互依赖，有称“敌国”之力。 中，终于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虽然最初景帝企图与长者集团再次同舟共济来消除灾难，因此杀晁错而任用“长者”袁盎，但是事态的发展使得景帝更感到加强皇权的迫切性。同时，动乱也使许多人警觉长者集团统治的不适应性，要求集权的力量在朝中有明显的增强，长者集团在朝中的优势地位随之动摇。景帝朝及武帝前期朝廷中黄老学派与儒家学派的斗争，实质上是“长者”所代表的宽泛政治与皇帝所代表的集权政治的此消彼长。
武帝当权以后极力加强皇权，为了对抗长者集团，一方面以尊儒为名，召集儒生与信奉黄老者展开争论，从理论上削弱之；另一方面，任用长者集团深恶的“深文”的酷吏来打击长者集团。
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史记?汲郑列传》）。
面对儒、法的合击，加上时代的变化，中央集权加强的趋势日益强烈，长者集团终于免不了被逐出朝廷的命运。长者集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把一个破败的乱世变成了一个国力强盛的。
本文选取“长者”一词展开研究，以《史记》作为基本材料，分析了“长者”作为“年长者”、“有德者”和“位尊者”3个层面的含义，说明长者集团就是刘邦统治集团，并深入至汉初社会各方面，探寻长者集团“重承诺”的行为准则及“宽大厚重”的精神核心与汉初执政思想的内在关系与黄老政术的区别及其[cm(22]最终的没落。长者集团促进了汉初社会的稳定繁荣，对于维护汉初各种势力的平衡具有一定作用。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中宽泛政治的范例，在政治史、思想史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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