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年多的时间，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和人生。他在成都的经历，最关键的是社会身份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书斋学者、教授一变而成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使得他更多地从事实际的人事工作，也使得他在教育部以程天放取代张颐为四川大学校长时，以领袖姿态率众而起，反对程天放到校，掀起了一场影响很大的风潮。这场风潮既使的高层如蒋介石、张群、陈立夫注意到他，也使延安负责文艺、宣传的周扬等人注意到他。高层注意到他，是他后来成为中央监察委员，并在1940年代后半期，发表激烈政论，反对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方面如郭沫若、邵荃麟、蔡仪对他进行严厉批判的间接原因。所以，1950年代初，他是北京大学进行思想改造中的重点对象。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对于他的学术历程有一定的界标意义，此前，他的学术主要受主导学术话语之影响，此后，更多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注作家学者的人生经历，有时会有意外发现。这些年笔者研究朱光潜，追寻其踪迹，发现朱光潜虽然在成都四川大学只待了一年多(1937.8—1938.12)，但此期的生活对他后半生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说，他1940年代中后期的卷入政治漩涡，19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受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压力，他承受改造时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态度，以及后来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都和他在成都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读者往往只阅读了朱光潜的代表性著作《文艺心理学》等，就误以为朱光潜是一个沉浸于超功利审美而不太介入社会现实的美学家。甚至有些研究者也并没有全面细致地研究朱光潜的所有文本及其人生经历，就径直以朱光潜自己所宣言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概括朱光潜1950年代以前的学术。这都与朱光潜的实际学术历程及具体学术成果有着较大的距离。朱光潜从其开始进入香港大学从事学术活动起，就一直相当积极地呼应时代文化思潮，并较大地受到他所处学术环境的主导学术话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他所选择的学科、学术方式，也涉及到他的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当然，朱光潜也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追求，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承受影响，他几乎总是比较自觉地调整着个人独立性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学术话语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一方面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另一方面获得主流学术话语甚至权力线岁去英国留学以前)确实不太介入现实政治，但那是和他作为青年才进入社会尚未站稳脚跟而为职业操心的身份有关的，即使如此，他也在浙江春晖中学的学潮中，支持了学生方面，出走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了承载着他的教育理想的立达学园。在留学英法的八年中，他基本上潜心学术，努力掌握当时欧洲的主流学术话语，他以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标志着他对这种线年回国，他以更符合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化西式学术话语的《诗论》初稿，受到胡适的欣赏，聘任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最初几年，朱光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致力于大学的教 学，举办文学沙龙，希图养成良好的文学风气。1937年，开始主编《文学杂志》，他已经很明显地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介入当时文坛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之争，对“用低下手腕或凭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论的自由”之文坛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这一年，他与巴金、曹禺及左翼文坛，与梁宗岱、梁实秋等发生了多场论争，有的相当激烈——还不算鲁迅对他的批评。不过此时，朱光潜还是一位书斋学者、教授，
作者简介：王攸欣(1966?)，男，湖南湘乡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哲学.
1937年8月朱光潜到成都，最关键的变化，是他的社会身份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沙龙学者、教授一变成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使得他更多地从事实际的人事工作，也使得他在教育部以程天放取代张颐为四川大学校长时，以领袖姿态率众而起，反对程天放到校，掀起了一场影响很大的风潮。这场
潮既使的高层如蒋介石、张群、陈立夫注意到他，也使延安负责文艺、宣传的周扬等人注意到他。高层注意到他，是他后来成为中央监察委员，并在1940年代后半期，发表激烈政论，反对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方面如郭沫若、邵荃麟、蔡仪对他进行严厉批判的原因。所以，1950年代初，他一度受到司法管制，并成为北京大学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两位重点改造对象之一。而周扬与他的来往，成为他在1957年开展的美学大论争和中受到保护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后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代表人物在高校美学教育中成为主导流派的重要因素。下面，笔者以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论证这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1937年6月，因为夫人陈衡哲所写散文《川行琐记》批评讽刺四川社会状态闭塞、生活习俗落后，引起四川舆论不满，同时由于与地方关系不够协调等其他原因，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愤然辞职，推荐文学院院长、中国第一位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哲学教授张颐代理校长，得到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同意。于是张颐着力聘请北平著名教授到四川大学。张颐原是北大教授，哲学系主任，与朱光潜有过交往，知道朱光潜学识渊博，甚为钦佩，于是在正式上任之前的6月20日，发电报极力邀请朱光潜任文学院院长，希望能够在学术建设上有所作为。①朱光潜本来颇为犹豫，但1937年7月，日本军队入侵华北，尤其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局势非常紧张。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其时，北大、清华都已放暑假，但下个学期是否开学并无确定日期，且直到8月底，国民对北大、清华等大学一直没有适当的迁移计划和安排，并宣示9月份所有教授工资停止发放，因此朱光潜颇为焦虑，同时也考虑到家庭问题——他妻子奚今吾是四川南充人，岳父奚致和是四川著名绅士——而四川地处后方，周围地势险要，足为战争屏障，相对较为安稳，于是终于决定到成都四川大学就职。8月12日，朱光潜与杨振声、沈从文等一行，在战乱中南行，途经天津、青岛、济南、南京，一路风尘，担惊受怕，倍历艰辛。到南京后，朱光潜独自西行，奔赴四川成都，就任文学院院长，并兼历史系主任。这一次赴蜀，离开了他已经熟悉、认同的京派文学圈，也离开了以胡适为中心的代表着当时主导学术话语的自由主义学术群体，这种中国化西式学术话语一方面是朱光潜已经习惯并熟练运用的，但另一方面，一直对朱光潜心中存在的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审美传统的依恋之情又有所压抑和规训。所以，这一次离开，对朱光潜在四川发生的学术和文化转向实际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在四川期间和新儒学的一些师友如马一浮、熊十力、贺麟、刘永济、钱穆等人的交游，促使他在文化资源的取向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他主要直接以西方化的学术话语介绍西方文化学术成果，1940年代他更多地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发掘精神资源，写了《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陶渊明》等论文。
朱光潜一旦决定就职，就相当投入。首先就是加强文学院的师资力量，敦促张颐已经联系的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叶麐应聘教育系主任，另外聘请了他的武昌高师同学、老朋友——语言、历史学家徐中舒到历史系任教授，聘请他在北平慈慧殿三号自己家中主办的文学沙龙“读诗会”中的常客罗念生、周煦良、卞之琳和顾绶昌等到外文系任副教授或讲师，大大增强了川大文学院的力量。②朱光潜也积极配合校长管理 全校工作，张颐也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四川大学总共十六个委员会中十三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任出版委员会、《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和图书委员会 常委。
朱光潜到成都，和才来成都的其它年轻人如卞之琳、何其芳一样，感觉到这里风气相对闭塞、文化气氛比较沉滞，于是在何其芳的提议下，与卞之琳、方敬、罗念生、谢文炳等一起创办了一个小型半月刊《工作》，卞之琳主编，何其芳主稿，每人轮流出印刷费，宗旨是“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③希望能影响四川风气。当时何其芳、方敬、卞之琳等思想上都有同情延安的倾向，且何其芳、卞之琳不久后都曾前往延安。朱光潜在《工作》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露宿》就是记叙自己的逃难历程，控诉日本侵略者。《再论周作人事件》则是以他对周作人性情的了解，并通过常风最近谈及周作人生活情况的来信，为周作人辩护，认为周作人当时尚未投敌。在成都，尚没有过这种性质的刊物
朱光潜在川大仅仅呆了一年多的时间，易长风潮就起来了。风云际会，朱光潜成为此次风潮的领袖人物，第一次参与争取学术自由的权力和政治派系之 争。 张颐作为纯粹的学者，代理校长职务，致力学术、广揽贤才，使学校顺利发展，但并没有主动融入到官僚体制中去，尤其没有疏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关系，陈立夫作为的党务专家，试图加强大学的党务工作和对学校的控制，于是任命才从中国驻德大使退下、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cc系政客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取代张颐。这与朱光潜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教育理念冲突，再加上朱光潜与张颐关系甚好，颇为他抱不平，于是他联合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院长董时进，举起教育自由、学术自由的旗帜，联合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四川人张群，请求中央收回成命，电文由朱光潜主笔：
顷见报载，川大校长于学期中途无故变动，校务进行极感困难。校内群情惑然，拟请我公顾念桑梓，婉致当轴，暂缓明令发表，用维教育，而息流言。④[3](257)
又召开教师大会，主张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收回成命，并发表公开宣言，反对程天放到校，会议推举朱光潜起草宣言，朱光潜也不推托，以他如椽之笔，挥洒他擅长的古文：
四川为今日抗战后方重地，四川大学为今日全国仅存之完整的最高学府。人事进退，匪仅关系一校，实为抗战全局视听所系。自更换校长之[消]息披露于报端后，同人等服务川中，与闻较切。除已陈电当局，请即收回成命外，兹特以所见为全国关心教育之人士沥陈之。大学作为高深学术人才之，学术理想贵在保持自由独立之尊严，远离潮政之波荡，研究工作，尤需环境安定，不容轻易更改。欧美各国对于大学校长人选，必求其学术精深。一经任命，决无无故纷更之理。今加以撤换，使全校师生研究工作，顿受影响。后何人尚肯实□人□，此同人等所认为不可者一。后方教育事业于政治、军事、社会一切设施□□□□关，当抗战前途千钧一发之际，后方人心之安定，实为首务。川大自抗战以来，全校师生对研究学术之外，努力救国工作，尚无愧于。今于全校无问题之□，忽生翳问题，风声所播，窃恐人存观望，影响一切事□，有碍抗战工作，此同人所认为不可者二。兴亡，系于士气。养士之（来）道，节操为先。近年以来，从事政治活动者，往往排斥异己。世风日下，国亦随之。为校长自宜奖励学术，专心教育，人格皎然者，然后足为青年师表。今必欲去洁身自好之学术界先进，流弊所及，影响士风。此同人等所认为不可者三。以上三点，为同人等共同之认识，为今后进退之标准。事关教育学术前沿，揭诸国人，以求公论。[5]
宣言义正词严，重点落在学术界不容以政治排斥异己、以无人格的政客取代纯粹的学者、影响士风上。签名者以朱光潜领头，包括魏时珍、董时进等共56名教授。因为朱光潜领导了这场风潮，既引起了陈立夫的关注，也引起了的关注，朱光潜致信当时已经到了延安的何其芳和卞之琳，表示要去延安看一看，[2](147)而沙汀和周文也把朱光潜在拒程运动中的情况报告延安方面，延安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即写信给朱光潜，邀请他去延安参观，信到时，朱光潜已离开成都到了乐山武汉大学，因此未成行。⑥但时任四川大学教务长的孟寿椿与张颐不睦，迎接程天放主校。陈立夫为维护和自己权威，电令张颐服从政令，移交校长职务，并且责成他导正教授，勿使学校前途发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派人调查拒程人员的政治背景。张颐接到以教育部名义发出的电令后，批示各院长及全体教员知晓，电令的命意和措辞激起教师们愤怒。
朱光潜等人召集教师集会，朱光潜，在会上慷慨陈辞，痛斥陈立夫专横颟顸，蔑视大学教授人格，主张全体罢教，以示抗议，同时发动成都本地士绅掀起反程运动。会议赞同罢教，并再次公推朱光潜草拟罢教宣言和驳斥教育部电文。朱光潜连夜写就罢教宣言和致教育部电，宣言强调教师的人格尊严： 题，同人前为维持学术尊严，陈述意见，公诸社会。顷由张校长转到教部来电，谓为出位干政，败坏学风，并谓校长有导正之责。披览之余，不胜骇异。窃同人以学术界之人谈学术界之事，何为出位干政？同人在校并未制造派系，利诱生徒，何为败坏学风？院长、教授皆由学校礼聘而来，与校长不过暂时宾主，迥非主管僚属之比，何得言受其导正?!教部之电，实属不明体制，蔑
此声明一方面显示官僚体制漠视教授人格，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当时的教授还敢于昭示自己的独立人格，亦属不易。驳斥教育部的电文朱光潜更费心思，说理也更加充分，主要为反对官僚主校，主张学术独立，甚至直接指斥教育部无事生非、扰乱抗战，有害于抗战时期的利益，显示了朱光潜以四川大学同仁为后盾的独立立场：
查本大学更动校长问题，引起校内校外重大纠纷。所有经过情形，大部容或未能尽悉。“勿使学校前途，发生不良影响”，具见尊重学术，维护教育之意。同人等敢不将事实真象及所持理由，为大部一详陈之：
窃大学校长地位，与普通行政官吏不同。进退黜陟虽由，而其道德学问必为社会所公认，而后可以为人师表。故有任免之权，而社会实司其选择之任，非可纯用政治权力，强之服从。使学术界教育界人士，一切如小吏之于长官，奉事惟谨而已也。故欧美大学校长，多行推选之制，其尊重学术，因而推崇大学教授地位，不以寻常法令格之，意其盛也。今推选制虽不行于吾国，然大学教授对于校长问题，自述其意见，以为本身进退之标准，而乃谓之出位干政，岂普通，出处进退自由，一经置身国立大学，遂为赫赫威令所剥夺乎？此同人所不解者一也。
大学教授有发展文化领导社会之责。平时在既定国策之下，自由讲学。遇多事之时，无论政治法律外交，乃至国策之修正，或受咨询，而发抒谠言，或自陈所见，以供社会采择，皆为国法之所容许，贤明之所乐受。汉制，博士与九卿、中二千石会议大致。君主时代，犹且重视学术人才如此。即在近年，如上海十教授之本位文化宣言，及最高领袖所召集之庐山座谈会，教育问题之外，大学教授尚可自由发表主张，况对于任用大学校长之标准，陈述意见，公诸社会，无触犯忌讳之辞，无牵涉私人之语，尤无所谓阻挠行政用人之意，何得目之为出位干政？此同人所不解者二也。
且以学术所得贡献政治，则政治可期改善；以政治之力束缚学术，则学术日就衰败。故欲保持学术之尊严，但于既定国策之下，不使有扰乱政治之行，此外，不以政治手段干之，不以派系私意行之。所以然者，惧其以势利而乱学术之公是公非也；惧其使学生慑于威武，诱以利禄而隳其节概也；惧政治权力，利用学术，以惑乱社会之视听也。而大学校长之唯一选格，必其学术湛深，操行纯洁，为学术界教育界所推服而不营营于政治活动者。若其人具政治长才乏教育兴趣，而以之为大学校长，非用违其长，则别有用意。二者无一而可。知其不可，而曰此命令也，服从之而已，是则非大学教授所宜出也。大部以同人此举为败坏学风，不知败坏学风之责，究应谁属？此同人不解者三也。
校长之于教授，非如长官之于僚属。聘任之始，自当慎重人选，既聘之后，则当尽量使之发抒其学术能力与主张。又当尊重其人格与地位，不容干涉其个人言论行动。此次同人发表宣言，动机纯洁，不受意于任何要人，不就谋于任何党派。况在张君，自有志趣，岂同人所得而□制之？而同人所欲为，又岂为校长者所得而约束之？校长非尊官，同人实否认其导正之权，而大部以此责之张君，此又同人所不解者四也。
又大部电中□目同人为少数院长教授。查本大学设文理法农四学院，院长四人，教授八十余人。列名宣言者，朱光潜、魏嗣銮、董时进三院长也，林思进等七十余人，皆教授也。大部有案可查，其不为少数甚明。此则事实真象，大部或为人蒙蔽，而未能尽悉，尤不能不为大部郑重声明者矣。
要之垂危，至于今日，我最高领袖之宵旰勤劳，全国人士为之艰苦奋斗，只为民族生存，争最后之胜利而已。语曰：“白刃在胸，目不暇瞬。”我宜多为有利抗战之举，少做后方不必要之事。如学年中途，而更张平静无事之大学，同人所谓不必要者也。惟大部慎重权衡而措施之，幸甚！全国教育幸 甚。[3](261?262)
但教育部长陈立夫，并没有想要尊重民意，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分化教授阵营，并深入调查参与风潮者的政治背景和人际关系，以关注他们的动向。总之，权力不顾民情，使程天放强行到校任职。朱光潜又拟就致蒋介石等人电：
教部立言失体，致激动公愤，演成罢教。……现在新任校长程天放未约定交代日期，竟于梗日到校，劫夺印信，强为接
。内外嗤鄙，纷扰益甚。窃念川大易长问题，教钧座维护教育，尊重学术，历年对于川大扶持奖掖，尤具苦心。无非为培养士风，为民族阐扬文化。复兴之效，实基于是。今此完整之大学，忽乱清宁之学风，推演所届，将使士类蒙羞，群情沮丧。上负荩猷，下泱民志。国难当前，岂宜有此？光潜等身居大庠，出处进退自有节度。惟事有关学术消长，事业兴坏，与夫钧座所兢兢爱护者，公正发愤，义不容已。近日默察情势，深知程天放不洽舆情，恐难继任。似宜别简学行俱优，声望素孚之士，接长川大，以慰士林之望，以系川人之心。不揣冒昧，敢举所知如胡适、李四光、任鸿隽、王世杰、陈启修等学术湛深，行谊端正，物望所归，足备斯选。钧座领导全民，尽瘁，素以汲引人才为重，敬乞一言主持，俾后方安定之。大学得复常轨，不特芸芸学子沾被大德，全国学术前途实利赖之。[3](265)
再次反对程天放任校长。实际上，朱光潜等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蒋介石首先考虑的是权力的威严问题，而决不会是学术独立、文化建设的问题。所以，蒋介石反而责成四川军政当局，协助程天放到任主持校务。拒程没有成功，朱光潜、张颐只好立即打点行装，败走迁移在嘉定乐山的武汉大 学。⑦这次风潮，朱光潜出演了悲剧主角——这个角色表明了朱光潜决不只是一个看戏者，而且他之出演主角是和他的社会身份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甚至与个人利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从中也可看到，朱光潜并不是一个如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所了解的，似乎总是沉浸在超功利审美中的学者，而是一个敢于介入现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事实上，接下来的几年，朱光潜更激情地介入了具体的政治斗争，包括在乐山武汉大学的再次拒程运动，在北京大学时期发表反对的政论等。到武汉大学两年以后，因为多种原因，朱光潜出任教务长，不仅更多地介入各种人事调节，同时在学术上也转向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⑧[2](148)。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力，也由于他的文化和政治倾向，朱光潜在1940年代先后成为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对组织的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对内部的腐败也痛心疾首，提出改造的方案，这些都影响了朱光潜后来的学术和人生历程。而成都可以说是朱光潜积极介入具体的人事和政治斗争的起点。 成都的经历可以部分地证实笔者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对其学术人格的论断，但因这段经历，主要不是学术经历，朱光潜在此期间，也没有具体学术成果，所以又不能全面证实这一论断：
总的说来，朱光潜以积极入世而非出世的精神，密切关注且积极感应时代文化思潮，在学术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努力介入主导学术话语，却尽力保持着与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权力话语或远或近的距离——这种距离往往由权力话语的强制性程度所决定——他或自觉或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个人情感、个人话语与时代学术大环境以及所处学术小环境的关系，同时，也着力表现出在主流学术话语框架内的独立思考，由此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相当程度的主流学术话语的认可。在学术人生历程中遭遇挫折时，他能以相对超脱的态度和较为柔韧的个性，执着于不背离主流话语的学术追求。在人生践行中，他对个人权力与利益较为超脱，但也积极介入各种论争甚至人事、政治派别的斗争。“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或许确实是他的人生理想，却并没有充分地显现在他所做的入世事业上。朱光潜学术上略为欠缺孤行独往，一空依傍的精神特质。在笔者有限的见识范围内，没有看到过任何人对朱光潜学术人格作出类似概括，而我认为，这是把握朱光潜每一次学术选择甚至人生选择的非常关键的精神特征。[9]
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及其后效让人感叹，一个学者进入行政体制后，对其学术历程可能发生始料未及的影响。当然，就朱光潜而言，笔者认为尽管这一经历影响到他的学术选择甚至政治选择，使他更紧密地感应于时代潮流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学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他作为一个有建树的学者，自有其学术根基，他也多少在寻求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避免使负面影响完全摧毁其学术，还是有值得敬重钦佩的一面。这对于一般没有他那么深厚功力的学者而言，是很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进入权力体制后的学者，往往就会按照体制本身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去调整自己的价值标准，甚至还不容易达到朱光潜那样的独立程度。应
该说这初看上去有其理由，甚至可以说理由很充分，有时甚至似乎是不得不然。但这很可能背离了人文学术的根本价值。笔者认为，人文学术和主流体制的目标是很不一致的。人文学术之价值一方面是更深透地认识人性和社会，另一方面又是通过其相对超越的立场，超越既有体制的局限，对社会根本性的利益分配及整个社会关系作出相对公平的调节——也就是建立一种超越特定的社会权力话语体系的立场，对于社会利益和人际关系作出调节。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所谓人文学科的无用之大用，也是尽管现代社会完全功利化，但人文学科还是能够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以及学科的传统，在理解人性和社会这方面应该说是做得相当好的，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在超越性方面做得还是不够充分，可能学科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样一种作为人文学科根基的最重要的价值根源。当然，这也是现在学界的普遍问题，其他学科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相当一部分学者，一旦进入权力体制，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考虑学术标准、追求目标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一定比其他学科差，笔者只能呼吁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应该更多地在这方面努力，才能建立更好的学术发展良性循环的机制。这不仅涉及到现有学术水平提升的问题，也涉及到现代文学学科在现有学科体系中的价值问题，更涉及到下一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培养问题。一个学科要对中国当代社会有所贡献，获得社会影响力，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一个学者也只有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建立稳固的根基，才可能真正做到不为权力体制所左右。
① 为了让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长胡适支持朱光潜到川大，张颐专门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帮助劝说朱光潜去川大到任。原信如下：“孟邻适之学长兄鉴：近常以欢[引者按：当为劝]挽叔永[按：任鸿隽字]一事，电函相扰，其结果乃遗大投艰于弟身。辞川大同人所许，担任又恐力有所不胜，惟有央恳诸公鼎力维持而已。弟昔年在厦，蔡先生曾怂恿北大同人赴彼帮忙，此次想亦同此态度。两公意态固绝不至与蔡先生相抵牾也。昨曾电邀朱孟硕[按：当为实]兄来此担任文学院院长。弟于孟硕平时虽极钦佩，然晤聚时间却不甚多，务恳请两公极力为我劝驾，弟在此倘以无人相助而塌台，亦非北大之荣事也。此颂 近祺 弟张颐再拜”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4卷，第29?30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从信的内容来看，张颐完全是从学术而非私情出发请朱光潜的，他也希望蒋、胡发扬蔡元培精神，不阻挠而支持朱光潜到川大。
② 关于朱光潜聘请卞之琳、周煦良等人，可以参看卞之琳《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等文。关于朱光潜聘请卞之琳、周煦良等人，可以参看卞之琳《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等文。
③ 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见《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方敬《意气尚敢抗波涛——忆朱光潜先生》，也提到该刊“其宗旨是宣传抗日战争，揭示大后方阴暗侧影，抨击时政弊端”，见《朱光潜纪念文集》，第21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原载《新民报》（成都版），1938年12月16日。转引自王东杰博士《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第257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该书史料详实，本文关于朱光潜在川大拒程运动中的经历，除了参考了朱光潜自述、方敬《意气尚敢抗波涛——忆朱光潜先生》、卞之琳《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与其它回忆文章外，主要参考了该书，在此特致谢意。这些宣言《朱光潜全集》失收，因此不避繁冗，一一转录。
⑦ 据卞之琳《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回忆，朱光潜与挺程派达成了妥协，“一方面不拒新校长，一方面不许动全校人事”。这一说法，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失败。卞之琳本人因为到过延安，不久就被四川大学解聘。 尽管极力反对教育部长陈立夫对程天放的两次校长任命，但陈立夫经过调查权衡，颇为笼络朱光潜，在朱光潜任
武汉大学期间，破格礼遇，特邀他到重庆晤谈，并且经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推荐，同意任命朱光潜为武汉大学教务长，把朱光潜拉入，推举为青年团中央委员，让朱光潜在《中央周刊》上发表文章。仔细体会朱光潜当时的文章和学术转向与陈立夫破格礼遇的关系，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朱光潜后来卷入政治漩涡的相当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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