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宋代官吏选拔中，举官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大批杰出人物都是通过举官脱颖而出的。举官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宋代的举官责任，主要由举主资格、被举资格、荐举程序及举后任职等方面原因造成，而重点在被举资格的真实有效和举后履职的清廉胜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举官责任追究的基本原则，一是担保责任的追究，二是同罪连坐的处罚，三是依法减轻免除责任。宋代对举官有较高的认知，并形成较为系统的举官责任制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至于实施的效果，则与举官以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并随之盛衰起伏。责任追究能够解决举官中担保、程序方面的某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防止失实、滥举等，并且制度的设计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应是我国传统政治智慧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这一制度自身存在局限以及政治环境制约，实施起来又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举官以及选举方面的问题。在各类推荐、荐举盛行的今天，宋代举官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举官，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管子曰：“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1］卷十五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选举考》中，将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分为举官与举士两类叙述。不过，他又认为：“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2］卷三十八在他看来，举士、举官至唐代分道扬镳，分别通过礼部、吏部主持的科举（科目）与铨选两种途径实现。当然，二者的区别并非绝对，有时又会交叉重叠。在《宋史·选举》上，没有把举士、举官作为专篇分而述之，而是列出 “贡举、奏荫、摄官、流外、从军”等选任官吏的方式，这些实际上是五种入仕途径。在宋代，举官与皇帝的特除、中书的堂除和吏部差注等相近相关，但又自成一体，较为成熟和发达，包括荐举和辟举两种基本类型，①还有“十科举士”（此处举士更多地指举官）、“举官自代”等。其中，荐举是荐举有专长和才干的官吏，以备升迁，具有储才和任用的双重作用，重在推荐；辟举则是某些机构的官长，举辟僚属，直接任用，重在辟用。当然，二者有所区别，而性质和要求又相近，并且荐举经常进行，史料也要丰富一些。为此，以下探讨举官责任追究时，主要关注荐举或作总体考察。
宋代的举官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太祖、太宗时期，以‘特荐’为主；二是真宗至神宗时期，在重视‘特荐’的同时，确立并逐步完备了‘岁荐’制度；三是哲宗朝直至南宋时期，基本上沿袭成规而略有改革。”［3］270不论在什么时期，宋人都比较看重举官，北宋前期有人认为，“靡逢举荐，则终困于徒劳。”［4］卷四十二“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5］卷一百七《论两制以上罢举转运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状》哲宗时也有人说：“致仕者，须有人举荐，乃得再仕。”［4］卷四百九十八至南宋，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说：“方今朝廷清明，吝惜名器，士夫改秩，只有荐举一路，舍此则老死选调而无脱者”。［6］选举三○之二的确，举官在宋代官吏选拔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大批著名官吏、政治家以及杰出人物都是通过举官而脱颖而出的［7］。宋代举官的史料较为丰富，在宋代的法律、政典以及《宋史》等基本史料上有大量的记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宋代举官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也涉及举官责任问题，②但对举官责任追究制度尚缺少专门系统的论述。为此，本文对举官责任的形成、责任追究的原则以及制度运作的状况作一些探讨，以期推进宋代政治史和行政管理史研究的深入，这对改革和完善现代官员荐举制度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举官的责任与举官的条件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举官条件法律规定得越详细，举官的责任也会越明确。在宋代的法典或法律文献上，如《吏部条法》的《奏辟门撮要》、《荐举撮要》，《庆元条法事类》的《保官令》、《荐举令》、《奏辟》等，对举主和被举的资格条件都有较为全面的规定，甚至较为庞杂。已有学者对此作过梳理和概括，举主条件有：身份、履历负犯、与被举关系、举数等方面要求；被举条件有：资历、身份和举主数量，等等。③这些规定表明，举主和被举必须在具备主体资格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合法的荐举关系，否则，就会产生举官责任。在举官过程中，责任的形成较为复杂，除了基于上述举主、被举的资格条件外，还可能因举官程序以及被举履职等方面原因而导致举官责任。
宋代非常重视举主的选择，“太宗尝语大臣曰，若更不择举主，何由得贤。”［8］别集卷七而如何选择举主，则主要依据资格。这不仅一定程度上
① 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五章“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二章第四节“诸司奏辟法”、第三章第三节“荐举保任制度”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② 较早关注宋代举官研究的，如海外学者梅原郁，1981年发表《宋代铨选的一个视角——以荐举制度为核心》（《东洋史研究》第39卷第4号），国内学者朱瑞熹《宋代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文史》第27辑（1986年）；曾小华《宋代荐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五章，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三节，苗书梅《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荐举保任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曾小华《中国古代任官资格制度与官僚政治》第三章“资格制度的广泛运用”（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等。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对宋代举官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宋代举官的基本概念、主要类型、发展历程、荐举范围、荐举主体、举主要求、被举条件、实际状况等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其中，朱瑞熙专从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角度，而苗书梅的论著又较多地涉及到荐举中的责任问题。近年来，对宋代举官的一些专门问题展开研究，如胡坤《从南宋士大夫的议论看宋代的荐举之弊》（《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姜锡东《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等。
③ 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五章。保证举官的质量，而且决定举主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过，举主的资格和条件，因时间、举主、对象变化而有所不同，多由具体的举官诏令决定的。如北宋前期，大中祥符八年（1015）臣僚上奏说：“乞自今文武臣僚举官
须是在知州、知军、通判、钤辖、都监系升朝官及诸司使、副使已上，并制置发运司及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方得举官。”［6］选举二七之一五而北宋中期以后，元祐四年（1089），“诏今后文臣系知州军资序，及武臣路分都监，知州军已上，方许奏乞考察。”［4］卷四百二十二并且“各须在任”。［9］289可见，前者较为具体，后者较为原则，但集中在举主的职位和资序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具体的举官又很复杂，举主资格实由所举对象来确定的。如举幕职、州县官：天圣五年（1027）六月，“诏今后两省五品已上官，每年许依御札同罪保举幕职、州县〔官〕五人。”［6］选举二七之二一［4］ 卷一百八十一此类诏令较多，无须胪列，但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哪些官吏具有举官的资格，即所谓“方得举官”、“方许奏乞”，否则，就是违规违法举官。
同时，即使举主符合上述资格的一般要求，但可能因一定的处分、罪名等而失去举官的资格。天禧元年（1017），诏：“因罪降充监当者，不得举官”。至和二年（1055）诏曰：“犯私罪杖已上，不理为举主”。［6］选举二七之十六［4］卷一百八十一此外，某些特定的地区或职位的官吏不具备举官资格或不能荐举某些官，景德二年（1005），诏：“河北、河东、陕西路缘边知州军不得举官为通判、幕职、巡检。”［6］选举二七之九［4］卷六十一熙宁十年（1077），“诏诸寺、监丞并堂选，更不举官。”［4］卷二百八十建炎三年（1029），“诏今后如系吏部窠阙及非奏辟去处，并不许奏辟。”［6］选举三一之一这类主体资格的限定，从宋代官吏的上奏中得到印证，如至和二年（1055）侍御史毋湜“乞今后新除经略安抚使及沿边总管、知州等，未到任间，不得奏辟武臣及班行充本路差遣。”［6］选举二七之二九崇宁二年（1103），臣僚也说：“其已尝召对及擢任省郎、馆阁、监司之类，更不许荐举。”［6］选举二八之三一这些限制在宋代法典上也有反映，《庆元条法事类》的《保官令·杂令》说：“保官仍须无赃罪或私罪徒，非分司、致仕、不理选限及进纳流外官（谓见居流外品者）”，“不得以废疾、应赎人为保” 。［9］114同书《荐举令》又规定：“他官在所部权摄而非制书所差者，不得荐举。” 以及“降充不应举官职任（举官后虽除侍从官，见降宫观同），或已分司致仕、寻医者”之类。［9］289这些资格的限定或否定，较上述正面资格要求更为明确，违规举官的责任也更为严重。
以上举主资格的规定或限定，主要针对荐举的，其中某些要求也当适用辟举，但后者的资格要求在宋代史料上要简单许多。辟举资格主要依据直接授权而获得，如中央派出的专使机构、地方路府州以及技术机构的官长，具体情况也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元符时，“陕西河东路大小使臣得替……帅司亦不得辟举，仍请令在任日经略司豫行铨度人材，奏填合举员阙。”［4］卷五百十八也就是说，陕西、河北等西北地区的经略司官吏有辟举资格，而帅司及其下级机构则没有。
为此，举主只有具备资格，才能举官，否则，就违背法令，承担举官责任，或者导致举官无效，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河阳陈尧叟、永兴寇准、许州石普各奏举本任内使臣，悉罢之。”因为举主“未历外任差遣而举官”。［6］选举二七之一五但是，每次举官时，举官的主体和范围，常有明确的规定，举主也就很少明目张胆地铤而走险，越职举官。事实上，因主体资格引起的举官责任并不很多，主要是以下被举资格、举官程序、举后履职等方面原因所致。
如果说，上述举主的资格责任，指向于举主的经历和能力，以保障对人才的鉴别；而基于被举资格的举主责任，则着眼于所举的行政素质和能力，以使他们将来更好地履行职责。因此，举主在举状上必须详述被举的信息：“内外官司奏辟员阙差遣并勾当公事……仍自今应奏辟官，于奏状前用贴黄，具所辟官出身、年甲、三代、成任、差遣并功过事件及在朝亲属、职位、姓名。”［6］选举二九之一实际上就是被举的身份、年龄、家世、任职、劳绩、负犯、职事回避等方面的限定。当然，这是一般要求，有时也会变化，举主也因此要承担相关责任。下面择要分析。
被举的身份、任期与举主责任的关系。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群臣保举幕职州县官，不得举才经一任及无劳绩者。”因为，“幕职州县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
群官勿得荐举。”［6］选举二七之一○［2］卷三十八这是针对幕职州县官的，涉及考任和劳绩。其中，考任要求较为复杂，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诏内外官所举幕职、州县官，并须经三任六考。”［6］选举二七之一○这往往根据所举对象作相应的规定，如有人认为现任知州、通判等奏举的三班使臣，“须是曾经监押、巡检两任无遗阙者。”［6］选举二八之一五天圣时举详断官，“自今举详断官，须有出身，入令录、幕职官人，曾历录事参官见任二年以上，……其尝乞试律者，须及五考已上，乃听举之。”［4］卷一百十治平元年（1064）举将领，“诸司使已下至三班使臣，堪充将领及行阵任使。”［6］选举二八之二绍兴时“所举监司、郡守，必取曾经治县，声绩显著之人。”［10］卷一百十六举主必须根据所举的身份、任期来荐举，否则，“不如所举，即坐举主之罪”。［6］选举二八之二
绩、能力与举主责任的关系。所举的身份、任期是静态的，而劳绩、能力则是动态的，并且侧重于实际能力和水平的甄别，显然向举主提出更高的要求。劳绩的重要依据就是考课的结果“考第”。大中祥符八年（1016），就有人提出：“今后举官欲并以考第历任进呈。”［4］卷八十四而考第又由廉洁、能力、特长、政绩等决定，故举主必须考察这些内容，“仍须曾任监押、巡检，自来无赃滥及识字者，明具所长、堪何任使。其幼小未历事务，年老不任委用者，不在保举。”［6］选举二七之一五绍兴时有相近的规定，“今后侍从以上荐引人才，并须文行相副，治绩昭著，仍指定事实逐件闻奏，务得实才，以副招延之意。”［6］选举三○之五这固然是对被举的资格要求，同时也是对举主的限制，否则，举主不能保举，承担的是担保责任。
被举的负犯与举主责任的关系。这是一种禁止性的举官条款，而负犯的罪名和程度是有确指的，一般指赃罪、私罪，如：线）规定“历任无赃私罪”，［6］选举二七之八乾兴元年（1022）要求“无赃私过犯”，［6］选举二七之一九其表达的含义比较接近。在罪名体系中，赃罪、私罪相对过失罪、公罪来说，处罚要严厉得多，但是，不是犯有赃罪、私罪都被取消被举的资格，而要根据犯罪的程度来确定。若在杖以下仍可被举，同时担保的要求高一些，乾兴元年（1022）规定，举选人“历中有私罪止是杖以下，许转运或提点刑狱二人同罪保举，即依旧施行。”［4］卷九十九仁宗天圣二年（1024），监察御史李纮认为：“自今有犯罪至徒者，唯赃私逾滥、挟情故违不得奏举外，余因公致私，事理不重，亦许奏举。”［4］卷一百二李纮的看法与举官的要求是一致的，赃私罪、故意犯罪的徒刑以上不得被举，而其他情形则可以。这类负犯的限制，在宋代法律中也有明文规定，“保官仍须无赃罪或私罪徒，非分司、致仕、不理选限及进纳流外官（谓见居流外品者）。”［9］114“诸特责降官，臣僚不得荐举。”［9］289也就是说，不得荐举犯有徒以上赃私罪，以及受到分司、责降等处分的官吏，否则，就是不如所举，举官不实，承担责任。
以上举主和被举的资格要求，实际上规定了荐举的前提性条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只有满足这些基本条件，举官才能展开。而这些条件都是已有的事实条件，关键是举主能否按照举官的法律法规，核查出被举的资格是否符合标准以及资格的真实性，然后依法、如实荐举，否则承担法律责任。为此，基于举主和被举资格条件引起的举官责任，尤其是后者具有明显的担保特性，即保证举官信息的真实有效，因而，无论过失，还是故意，只要失实或虚假，都要承担举官责任。当然，这也是宋代举官担保责任规定的组成之一，此外还有举后任职的担保，后面有所论述。
宋代对举官过程中的格式、人数、时效、回避等，都有相关的规定，由此引起的责任也可称为程序性责任。
举官的格式，是古代法律形式——式的一种。书写必须规范，如果“诸举状不依条式，本案吏人承受注籍者，杖一百。”［11］244本案吏人要受处罚，更不用说举主了。这种低级错误，一般有经验和阅历的举主是不会犯的。当然，隐漏荐举的要素导致格式上的错误，由此产生的责任又属于另外的性质了。
在举官中，有两个人数方面的要求，一是举主的人数，也是针对被举来说的，只有满足人数要求，才能被举某官，也含有举主相互监督之意；二是所荐举人数的限
宋代的荐举人数，是随时间、举主、对象和类型等因素变化的。如淳化三年（991），“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4］卷三十三次年，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于幕职、州县官中各举堪任京官者二人”。［4］卷三十四天圣元年（1023），“诏升朝官准御札举官，岁毋得过三人。”［4］卷一百一可见，举主、被举不同，所举人数也有差别。即使同一类举主，在不同时期所举人数也不相同，宝元二年（1039），直史馆苏绅就指出：“旧大两省官岁举五人，今才举三人，升朝官举三人，今才举一人。”［4］卷一百二十五康定二年（1041），有一个关于举官人数的规定，涉及范围较广，“今后文臣知州军、通判升朝官已上，武臣知州军内殿崇班已上，每年并许举三人。其开封知府、推判官，依知州、通判例，每年各举本部内官三人。在京文臣除知杂御史已上、武臣观察使已上，每年许举二人”。［6］选举二七之二六元祐二年（1087）又作了举官升陟的限定：“在京职事官，岁合举官升陟者：文臣，六曹尚书以上各六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三人，军器少监以上各二人；武臣，观察使以上各二人。”［4］卷三百九十九上述从举主角度限定举官的人数，也有从接纳机构来限定所举人数，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有人建议，督府辟文武官，“各以十五人为限”。［6］选举三一之三这从总量上控制辟举的数量。这种规定具有足量和限量的双重意义，但更多的是出于限量、防止滥举的考虑，熙宁时有个诏书提醒说：“诏江淮发运使举官，无得过本路转运使副所举之数。”［4］卷二百二十八元祐时御史中丞刘挚说：“旧例举官皆有定员”，也是针对过量提出的。吏部还确立“京朝官、大小使臣升陟”的法定人数，［4］卷三百八十四作为举官人数的基础。当然，举官不足或过量，从法理上讲，都应负责任，但实际追究的似乎较少。
在举官中，无论特举还是常举，都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咸平三年（1000）诏书说：“翰林学士、给谏、知制诰、尚书丞郎、郎中、御史中丞、知杂、三馆、秘阁、三司官举员外郎已下京朝官有材武堪边任者，知杂而上各二人，郎中而下各一人，限五日以闻。”［6］选举二七之八绍兴三十二年（1162），“诏令侍从、两省台谏、卿监各举可任监司、郡守之人，以资序分为二等，一见今可任，一将来可任，限一月闻奏。”［6］选举三○之一一宋代较正规的举官，一般有时间的限定，如元符时，朝请大夫贾青奏：“将合举官臣僚每岁所举官，分为上下半年奏举。”［4］卷五百十四为此，举主按时举官或定期上报，是其法定的职任，否则承担责任。如绍兴八年（1138），“诏举官如敢妄发照牒及不申岁帐者，并以违制论。”［6］选举二九之一二
在荐举过程中，举主回避有关对象，是宋代回避制度的一个组成，包括亲友、同籍、师生、僚属等。参见朱瑞熙《疁城集·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三章第四节《回避制度》。避亲是举官回避的重点，如《荐举令》所云：“诸亲戚于法应避者，不许荐举。”这是一项举官回避的基本原则。有直接避亲的，嘉祐四年（1059）六月诏，“前两府臣僚许通举内外官，并限一月闻奏，其已带职及见任两府与自已亲戚毋得举。”［6］选举二七之三○也有间接避亲的，主要是“毋荐宰执亲党”，［12］卷三十七元丰四年（1081）三月诏，“在京官不得举辟执政官有服亲”。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八之一三，此诏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一中系于神宗元丰四年春正月乙未。宋代多次重申这种规定，既有血缘上的，也有职事上的考虑，可能偏重于后者，主要是职事回避，如“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4］卷一百八十九其原因，正如元祐三年（1088）正言刘安世所说：“是以祖宗之制，凡见任执政曾经荐举之人，皆不许用为台官，盖欲其弹击之际，无所顾避而得尽公议也。”［4］卷四百十五又如台谏官举官也受到回避上的限制，如建炎三年（1129），“上曰，台谏以规过拾遗为职，不当荐某人为某官。赵鼎曰，惟不论荐台属。”［6］选举二九之二一这种职事的回避，可能主要是为了防止举主势力的膨胀，以及相权的扩张。因而，举主在举官时，若与被举有
统属关系，也会失去资格（至于辟举又当别论）。天圣九年（1031）诏书说：“大两省官出外知郡，不得奏辟同判职官。其诸处知州，亦不得保举见任同判。”［6］选举二七之二五熙宁时也有类似诏书，“自今举官者不得举转运判官以上，知州不得举通判。若走马承受在任得替及其亲戚，亦不得举充本路差遣。”［4］卷四百十五可见，宋代举官回避的重点在血缘和职事，都属于限制性规定，不可违犯。以上程序性责任规定，尽管缺少系统的法律法规，但涉及面较为广泛，反映宋代行政责任制度的丰富，并在进一步完善之中。举履职的举官责任
上述举官的资格、程序方面责任，都是举主因被举成任之前原因而承担的责任，而所举成任之后，失职渎职、贪赃枉法，举主仍要承担责任，因而举主要对举官全程负责。如咸平元年（998）的举官诏书说：“如任使后犯赃罪，并当连坐。”［6］选举二七之七次年，“诏宰相张齐贤已下各举晓钱谷朝官一员，如不称职，连坐举主。”［6］选举二七之七到南宋初，臣僚还在说：“如擢用之后，职事旷废，或犯赃私罪，并坐举者。”［6］选举二九之一九可见，担保是宋代举官的特点，也是责任的根源，甚至，追究担保责任是一项重要原则（后面详论）。为此，宋代举官又称为保举，也就十分自然了。
宋代的举官责任，大致由上述举主资格、被举资格、荐举程序及举后任职等四个方面原因造成，而重点在保证被举资格的真实和举后履职的清廉胜任。在此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举官责任追究的基本原则，一是担保责任的追究，二是同罪连坐的处罚，三是依法减轻免除责任。
选举担保，可谓是宋代选任官吏制度的总体特征，举官时有，科举中也有。［13］而在举官中，担保涉及荐举的全部过程及主要环节，是举主的首要责任，也是追究举官责任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一方面，担保所举内容的真实，重点在被举的资格条件。宋初，“太宗听政之暇，每取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择其有徳誉者悉令举官。所举之人须析其爵里及历任殿最以闻，不得有隐。如举状者有赏典，无验者罪之。”［12］卷一百六十《选举六》也就是说，被举官吏在身份、考课上有不如所举，举主就要受到处罚。元祐初，司马光建议设立十科举士，同样强调“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八之一八。赵汝愚：《宋朝诸奏议》卷七十一《上哲宗乞十科举人》与此稍异。这种追究强调所举内容，尤其被举德行、劳绩的属实，到南宋仍是如此，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说：“朕详加廉察，才行治（效），果如所举，增秩赐金，举主同之。不如所举，罚亦同之。”［6］选举二九之一九嘉定四年（1211）二月，监察御史商飞卿也有类似上奏：“乞令侍从、两省以上官各举所知，保奏以闻。有不如所举，并行责罚。”［6］职官四五之四一为此，在保官状中，举主都有这样的承诺：“今保某人云云，并是诣寔，如后异同，甘俟朝典。”［9］115所谓“并是诣寔”，也就是所举内容属实，被举符合条件，否则，举主就要承担责任，如《庆元条法事类·保官敕》所说：“诸命官应召保官而所保不寔者，与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9］114当然，所谓所举内容的真实与否，多在被举任职之后发现，故在宋代举官诏书上常有这样的表述，“后不如所举，并当谴责”、“异时擢用，不如所举，连坐之”、“如任用后犯赃及不如所举，并连坐之”。［6］选举二七之八所谓“后”、“异时”、“任用后”，都说明责任是在举后或任后的发现和追究。除担保资格外，还保证所举历任内无赃私罪，如咸平四年（1001）六月，“诏诸路转运使、副，自今荐举官属，当历任无赃私罪，及条其绩效以闻，异时擢用，不如举状者连坐之。”［4］卷四十九
另一方面，担保被举任后的胜任其职并勤政廉政。宋初太祖有两个举官诏书就作出了规定，建隆三年（962）的举宾佐令录诏说：“或在官贪浊不公，畏懦不理，职务废阙，处断乖违，并随轻重，连坐举主。”［14］629乾德二年（964）的举藩府通判官诏曰：“如辄敢徇私，显彰谬举，致州政之有滥；在职任以乖方，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14］629此后，这类规定很多，如“举改官人犯赃者，举主降二官”［12］卷三十五，都属于任后担保。南宋还多次出现“保任终身”的规定，如：绍兴“
十五年，命侍从举知州、通判治迹显著者，以补监司之阙，仍保任终身，犯赃及不职，与同罪。”［12］卷一百六十《选举六》又如，高宗绍兴三十（1160）年正月十四日诏：“诸州守臣，间有阙官，可令六曹尚书、侍郎、翰林学士、两省、台谏官、正言以上，各举曾任通判及通判资序，公勤廉慎，治状显著，可充郡守者二员闻奏，以备铨择，仍保任终身，犯赃及不职与同罪。”［6］选举三○之七八再如：乾道五年（1169），“诏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各举京朝官以上，才堪监司、郡守三人，保任终身。”［6］选举三○之二○这种举后任职的担保，是资格担保责任的扩充和延伸。
为此，追究举官的担保责任，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宋代之所以从担保角度追究举主的责任，无非是使举官的权利与义务相均衡，使举主与被举紧密捆绑在一起，从而强化举主的责任心，加强对所举官吏的监督，有学者指出：“有时使举主与被辟者之间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15］担保责任的追究和落实，使举主与被举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何实现担保或追究担保责任，则又依赖另一追究责任的原则或方式，即连坐同罪来完成。
连坐与同罪似乎含义接近，宋代有人将二者合在一起讲，如胡宿说：“臣今保举，如朝廷迁擢任用之后，犯入己赃并其余赃私及不如举状，并依所授敕命指挥，甘当同罪连坐。”［16］卷八但是，大多情况下，还是分开说的，如天禧四年（1020）九月的诏书说：“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并当同罪。其余赃私罪及不如举状，亦当连坐。”［6］选举二七之一六似乎基于罪名的不同而分开表述。《宋刑统》也视连坐和同罪为两种法律责任的原则，连坐：“同职有私，连坐之。” 同罪：如犯故纵阑入罪，“各与同罪”。［16］卷五从法理上讲二者应有区别，举官连坐，强调举官的行为与结果的内在关系，归结于举主的连带责任，而同罪则是确定举官责任的标准，即以何种罪名和刑名来处罚举主。举官连坐固然是由前述担保内容决定的，其中，与被举之后的失职渎职以及违法犯罪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如前述建隆三年（962）举官诏书所说：“或在官贪浊不公，……并随轻重，连坐举主。”［14］629同年又诏曰：“文班官举堪为宾佐、令录者各一人，不当者，比事连坐。”［12］卷一景德三年（1006）年也有相近规定：“本人在所举任中犯赃，即用连坐之制”。［4］卷六十六这类连坐之诏书或记载很多，如：雍熙二年（985）诏：“如犯赃贿及疲弱不理，亦当连坐。”［6］选举二七之三-四淳化二年（991）御史中丞王化基奏请“谨公举”时也说：“若所举官贪赃败露，举主并当连坐。”［4］卷三十二次年的举官诏书亦云：“所举官将来任使后有犯私罪者，举主连坐。” ［6］选举二七之五咸平、景德、大中祥符时，也有类似表述，“如经擢任，有违犯，并当连坐。”“俟更三任……有赃私罪亦连坐之。”“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已赃并当同罪，其余赃私罪及不如举状，亦当连坐”［6］ 选举二七之七、二七之九、二七之一六。南宋继续沿用举官连坐的原则，绍兴初年，诏所举官吏“犯赃罪，连坐举官，依保举法”。［6］ 选举二九之三四李心传也说，“保任京官犯赃连坐，旧制也”。［17］甲集卷八《保任京官连坐》而《庆元条法事类·举辟敕》谓之“同坐”，被举“若犯入已赃，举主与同坐”，“同坐”与“连坐”应是一致的。故宋代举官，既称保举，也叫“结罪奏举”，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八，为大中祥符三年四月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作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戊午诏，而《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一○作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八日诏，后者年代似有误，其诏还云，“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军、通判，结罪奏举部内官属，不限人数，明言在任劳绩。如无人可举，及显有逾滥者，亦须指述，不得顾避。” 因举主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同罪”，即举主接受同样处罚或同样有处罚。宋代举官的同罪处罚，与连坐前提一致，涉及保举内容和举后任职，如天圣七年（1029）有两个诏书：“九月，诏：今后所举法官，令审刑院、刑部、大理寺知院、主判官等，并令同罪保举。 ”“十一月，诏：自今刑部、大理寺举幕职、州县官充详覆、详断、法直官等，如职任内犯入己赃，其举主并当同罪。”［6］职官十五之三九可见，前者泛言“保举”同罪，后者明
言“任内”同罪，但是，同罪的适用与前述连坐有些相象，与举后任职的关系更紧密些，大中祥符二、七、八、九年的几个举官诏书，所云同罪多与被举任后的履职相关：“若历任内犯入己赃，并同其罪。” “如任用后犯入己赃，并当同罪。”“如任使后犯入已赃，或酷刑枉法，及生事者，并当同罪”，［6］选举二七之一四“今文武群臣举官犯赃，举主同罪”。［4］卷三十二但是，举主的责任并不等同被举的责任，同罪也未必处以同样的罪名和惩罚，这要根据举主的责任和责任的性质来决定。
为此，连坐既与同罪关联使用，又有“量轻重”的限制，即前所谓“量轻重连坐。”［6］选举二七之一［2］卷三十八乾德二年（964），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等应诏举官时，也有相同的处罚规定，“如敢徇情，致其人不职，并量事状轻重连坐。”［6］选举二七之一五年（967）三月的诏书基本相同，“除授之日，仍列举主姓名，如或临事乖方，罪状显著，并量轻重连坐。”［6］选举二七之一哲宗元祐元年（1086）的表述略有不同，“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堕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举者加惩责。”［6］选举二八之一五可见，“连坐”前缀“量轻重”、“量事状轻重”、“依本罪大小”等词，意思相近，强调举官责任的大小，应根据所举官吏任职后违法犯罪的程度来确定。
总之，举主负有连坐的连带责任，承担同罪的处罚。而举主的责任大小、处罚轻重，又由所举内容和被举履职决定。同罪也就应有两层含义：一是直接的或狭义的，指以相同的罪名处罚；二是间接的或广义的，同样有罪的意思，以同类或相近的罪名处罚，通过衡量举主与被举违法犯罪“轻重”的程序来调整。在追究举官责任时，连坐与同罪又是无法分开的，连坐是同罪的基础，同罪是连坐的结果，通过二者的结合，把举主的责任心、责任意识落到实处，保证举官合法有序地进行。然而，举主又很难把握被举的资格（尤其品德方面），也无法左右被举任职后的为政，其中存在许多变数，如果只有担保的要求，连坐同罪的处罚，多为刚性的要求，势必对举主产生极大的压力，制约荐举，甚至伤害举主。这又需要通过另外的责任原则来调节和平衡，弥补担保资格、连坐同罪责任原则的不足。这就是举官的减轻免责原则。
宋代举官的担保、连坐责任的负面影响，宋人早已指出，苏轼曾感慨道：“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罚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 “今之法责人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6］选举二七之二三-二四南宋绍兴时，也有臣僚上疏指出举官责任严厉，“夫罚太重则法难于必行，罪可逃则人期于幸免。”［6］选举二九之二九针对这些负面影响，宋人又提出：“群臣举官，例皆连坐，宜有区别。”［4］卷六十六实际上，减免责任的原则可以克服上述担保、连坐、同罪原则的不足，并与之配套，相互补充，形成举官责任原则的体系。当然，具体的实施又要根据不同的举官条件和责任来决定。
一是根据所举官吏任期犯罪失职的轻重减轻责罚。这就是前述“量轻重连坐”的具体落实。据此，举主责任的减轻，主要依据被举责罚的程度来决定，并非因举主直接的违法犯罪。被举犯罪和失职的轻重不同，举主减轻责任的大小也不一样，太平兴国七年（982）的诏书，就是这样规定的：“自今文武常参官所保举人有罪连坐者，犯私罪无轻重减一等论，公罚即减二等论，仍著为令。”［6］选举二七之三至于所举犯死罪，无论轻重，举主“减二等论定”，［4］卷二十三基本上根据被举所犯私罪、公罪，来确定举主的处罚减轻的幅度。大中祥符四年（1011），法寺言：“所保举犯私罪入己赃罪至死者，举主减死一等断遣。”［6］选举二七之一二熙宁七年（1074），都官郎中郑惟几针对奏举边臣减轻责任，也提出减等与同罪并存的建议：“奉特敕奏举边臣者，若任用后不如所举，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6］选举二八之一○这些减等的规定或建议是与宋代法典规定相一致的，《庆元条法事类》就有如下条文：
诸举官充职任，于所举任内以职事旷废至公罪徒以上，举主减二等（即不因本职而犯者不坐）。［9］卷十四选举门一《荐举总法·敕》
由上可见，举主减轻责任，主要根据被举公罪还是私罪、贪赃还是旷职、文官还是边臣确定幅度，而其中被举赃罪或被举为边臣犯罪，举主几乎同罪，而被举犯一般的公私罪则有较多的减轻。这也反映宋代打击贪赃、重视边防的用心。此外，在一般的举改官、升资序中也有相似减等规定。［9］卷十四选举门一《荐举总法·敕》
二是根据所举官吏的非故意和非任职犯罪，举主减轻，甚至免除责罚。其一，所举官吏“非故犯私罪”，也即过失犯罪，举主可以免责。大中祥符五年（1012）八月诏曰：“应保举官有误犯私罪，非故违者，自今勿连坐举主。”［6］选举二七之一三［4］卷七十八这里明确被举所犯，非故意且为私罪，举主可以免责。而所犯即使过失，犯的也是公罪，但如属贪赃，举主一般不能免责；至于杖刑以下的轻罪，举主又可免责，如天禧二年（1018）四月诏曰：“自今命官使臣犯赃，不以轻重，并劾举主，私罪杖已下不问。”［6］选举二七之一七可见，被举官吏的“非故犯”、“非故违”是举官的免责前提，而犯赃，免责是有限的，甚至不能免责，乾道二年（1166）的规定也相近，“侍从、台谏、两省官举监司、郡守，可依荐举旧法，如犯入己赃当同罪，余皆略之。”［6］选举三○之一七其二，对“非任职犯罪”的免责，即被举官吏在所举职位之外的犯罪，举主不负责任。景德四年（1007）七月诏，“改官后犯赃，举主更不连坐。” ［6］选举二七之九［2］卷三十八即被举者在任期之后犯赃，超过了担保范围，举主也就没有连带责任。至于已经荐举至未就职之间的被举犯赃，举主同样不承担责任，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诏所举官未改转而坐赃者，举主免劾。”［4］卷一百一上述内容就是宋朝《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四选举门上所说的：“不因本职而犯者不坐”。当然，举官之前，被举犯赃，则属被举资格方面的限制，若超过规定，举主同样要承担被举资格的责任。
三是根据恩赦来减轻举官责任。元祐三年（1088）尚书省说：“如被举人犯赃私罪，特旨编配者，举主虽该恩，并取旨。”［4］卷四百十四也即被举犯赃私罪“特旨编配者”，举主遇恩赦减轻处罚，则一同取旨。举主如何减轻，六年（1091）大理寺的上奏讲得比较清楚：“因举官缘坐已经恩者，如罪人不该原减，听减一等。若再会恩，从原减法，罪人该特旨及于法不以赦降原减者，举主自依赦降。”［6］选举二八之二四这种减轻的说法竟然与《庆元条法事类》上表述十分相近：“诸举官应坐举主，若被举人犯罪后会恩虽不该原减，举主听减一等，再会恩者，听从原减法，其被举人以特旨及于法不以赦降原减者，举主自依赦降。”［9］288可见，会恩赦降之时，即使被举不在赦免减罪的范围，举主也可减轻处罚。
首”免责，也叫“首服”、“陈首”。在举官之后，举主发现被举有资格、品行、履职等方面问题，及时主动上奏，自首认罪，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太平兴国二年（977），户部郎中侯陟知吏部选事，因有人冒妄，事发连坐，而他“造便殿自首服，上特赦其罪。”［4］卷十八这是宋代选举官吏中自首免责的较早记载，但还不是举主自首。淳化四年（993）诏“自今内外官所保举内有改节为非者，并许举主陈首，免其罪。” 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五。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八亦载此内容，文字稍异，“四年，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踰滥者，举主自首，原其罪。”但上接端拱三年事，又未载年号，易致时间确定之误。 这就是举主自首的规定了。后来，这类举主自首免责的诏书仍有颁布，景德元年（1004）诏：“今后举官，如因奏任用后，其人改节踰违，不如举状，并许举主陈首，特免连坐。”［6］选举二七之九到天圣时，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还议定了举官自首免责的法律，“许元举官具实状陈首”，同时，作了限制并完善，“据所陈体量得实，即依法断遣，举主免同罪”。［6］选举二七之二一不过，这一免责规定在大中祥符时一度废弃，“如
前所举官间有贪浊，亦许陈首。自今必择廉能，乃形公举，更不在陈首之限。”［4］卷八十六南宋绍兴时，甚至有人提出“除去自首之文”，［6］选举二九之二九隆兴元年（1163）也有人主张：“乞严举主连坐之法，不许首免”。［17］乙集卷十四《隆兴至嘉泰积考改官沿革》即使如此，《庆元条法事类》仍有如下规定：“诸举改官关升，若被举人犯赃，已被论诉，及他司按发、台谏论列者，不在首举之例。”［9］294也就是说，如果被举的犯赃已为其它机构、官吏发现，举主也就失去自首免责的权利。这恰巧说明举主自首免责仍是南宋法律的规定。
此外，还有特定的举官免责，如特诏免责：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法，私罪当劾举主，诏释之。”［4］卷八十二如致仕免责：庆历五年（1045），“诏文武官已致仕而所举官犯罪当连坐者除之。”［4］卷一百五十七如限定范围的免责：治平元年（1064）诏：“只是将领及行阵战斗不如所举，即坐举主之罪，外有他犯不坐。”［6］选举二八之二可见，宋代举官免责的规定较为详细。
当然，宋代也有人认为某些特殊职位的荐举不宜追究责任，实际上是免除责任，熙宁时王安石认为，荐举场务官，就不宜“赏罚举主”。［4］卷一百五十七而某些特定领域的举官，又不适宜采用免责条款，如奏举边臣，“如致城寨不守，其举主虽会赦不得原减。”［6］选举二八之一○至于举主若有情节，则会加重处罚，“诸因荐举而受财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加一等。”［9］288这就意味着免责条规的消失。总之，举官免责是对前述举官有责的补充，而减免举官责任时，又强调不宜免责或加重处罚，更是对举官有职和免责的补充，由此可见，宋代的举官责任制度较为严密。
1．宋代统治者对举官有较高的认知，并确立了举官的条件、责任和追究原则，形成较为系统的举官责任制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
在历史上，对制度的认知未必与制度的实施完全一致，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又都与制度的理念密切相关，理念肯定反映人们对制度的重视以及社会对制度的需求。宋代对举官以及举官责任的重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尤其士大夫把官吏选拔、任用、考核、黜陟等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使举士、举官与的治乱兴衰联系在一起。所谓：“致治之原，莫先乎得士”［6］选举三之三三，“天下之治在于得人，人之贤愚系乎所举”，［6］选举二八之二“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2］卷三十八、卷十一。也就是说，天下大治的根本在于得士得人，而如何获得，关键在于选举，只有得士得人，才能达到百官称职、万务咸治的总体目标。众所周知，宋代官僚队伍庞大是个突出的问题，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之一。究其原因，从制度层面讲，一方面入仕途径多、数量大，另一方任官机制复杂，实行官、职、差遣，以致机构臃肿，官多阙少，效率低下。如何从现有的众多官吏，尤其中下级官员中，不论是在职的，还是待阙的，选拔出有实际能力水平的官吏，承担起运行政权机构的重任。这是宋代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强吏部铨试，实行举官制度。如有人指出：“今日官冗之弊极矣”，“令吏部严铨试之法”。［6］选举二六之一铨试有多种方式和多个环节，而举官责任和责任追究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有可能限制或解决宋代官吏选任中的部分问题。
根据前面的梳理和论证，从举官责任的形成和要件，到担保、同罪、连坐、减免等责任追究原则的确立，以及一些举官程序性的规定等，都足以表明宋代举官责任追究制度，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并且，确在实际举官时实施，使一些举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一定程度上整肃、过滤、筛选、淘汰官僚队伍，提高各级官吏的责任心，倡导官场的清廉之风，成为官僚队伍建设的一种机制、一道防线。这与上述宋人的举官认识是分不开的。为此，从制度设计的目的和理想来讲，无论是程序性的还是实体性的，无论是预防性的还是惩罚性的，无论是要件性的还是原则性的规定，都要求通过举官责任的追究来实现，并充分发挥举官制度的性能和效率。总之，举官责任追究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已经建立起来，也是宋代选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对宋代的举官责任追究制度，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方面，据前所论确是建立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制度；另一方面，这套制度有个形成的过程，大致与宋朝官制演变同步。此外，还有一些不足，尤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即使到了仁宗庆历时，问题仍然还不小，韩琦、范仲淹等说：“臣等窃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承平以来，不无轻授，应知州、通判、县令，因举荐擢任者少，以资考序进者多。”［4］卷一百四十一显然，当时“以资考序”要比举官重要，而举官本身，“近岁荐举多滥”。［4］卷一百六十二［6］职官六一之一○这种情形下，举官责任追究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我们又不必太遗憾，太悲哀，毕竟制度已经形成，并且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实施。这是有案可稽的。即使在北宋前期，举官制度正在形成时，已经追究举官的责任。太祖建隆二年（961），“太仆少卿王承哲坐举官失实，责授殿中丞。”［4］卷二线），知永兴军府朱巽、陕西转运使梅询 ，举官“不察奸妄”，“并削一任”，也即没有尽到审核和实举的义务。［4］卷九十六仁宗时，“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蒋堂为奏举前保州通判秘书丞石待举不当，罚铜四十斤，放。”［18］44到北宋中期，追究举官责任仍在进行，神宗熙宁五年（1072），知太平州、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张瑰就因“三举官不当”，而被夺一官。［4］卷九十六十年，“翰林学士杨绘挟朝廷荐举之令，阴为奸利，”弄虚作假，涉及举官内容和程序上的问题，最终受到法律制裁。［4］卷二百八十一
后来，在哲宗、徽宗时期，举官遇到一定困难或限制，或者一度“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4］卷三百八十或者“应奏辟者许辟员数之半，余朝廷选差。”［6］选举二九之一六但仍然追究举官责任，有时举主还比较自觉，如：元祐六年（1091），“刘挚、苏辙以王巩坐罪，挚与巩为姻家，辙荐巩，皆自劾，乞正典刑，诏答不允。”［4］ 卷四百六十七还有追究的记载，元符二年（1099），“宝文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吕嘉问举官不当，有误朝廷任使，今特降充宝文阁待制，更罚铜三十斤。”［4］卷五百十五并且，当时还有人提出处罚举奏不合格官吏的具体标准，“诸举官而荐充侍从、台省，即停废或责降差遣而奏举差遣者，各杖一百，仍委御史台纠察。”［6］选举二八之三二这是对举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制度的实施也不那么顺利，而责任追究并未放弃。南宋高宗，手诏天下，告诫举官，“荐士或不如所举及罪当并案者，必罚毋赦”。［10］卷一百十一南宋李心传的一段话应有一定的代表性，“保任京官犯赃连坐，旧制也，然近岁未有举行者。淳熙初，钱师魏参知政事，会其所举者以贿败，上疏自劾，诏特镌三官。吏部因以他举官名闻，皆坐降秩。绍熙初，赵温叔所举以赃抵罪，用故事当削三秩，而温叔时为使相，若降三秩，则应落衮钺为银青光禄大夫，朝廷难之，于是自卫国公降封益川郡公，削其食户二千而已。其后，周洪道连坐，亦自益国公降封荥阳郡公，盖用温叔例。”［17］甲集卷八《保任京官连坐》可见，南宋追究举官责任时，在连坐同罪上确是打了一点折扣，但还是以一定的方式追究举主责任。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如：淳熙六年（1179），“钱良臣以失举赃吏，夺三官。”［12］卷三十五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宋代举官责任追究并未停留在制度层面，确是执行了。尽管实施的程度和效果，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制度与现实也存在差异，但又不能以此否定举官制度和责任追究的作用。如有人对宋代的举官要求和限制产生怀疑，甚至认为，“终宋之世,这种限制并没有收到多少效果，后期甚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19］这可能有些苛求古人以及古代的制度了，况且在古代可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制度。其实，举官责任追究及其效果怎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仅就制度论制度，关键要从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体制上寻找原因。这可能需要专文才能讲得清楚。
3．责任追究能够解决举官中担保、程序方面的某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防止失实、滥举等，但是，制度设计的本身缺陷和制度环境的外在制约，实施起来又步履维艰，困难重重，走一点样，打些折扣，在所难免。宋代举官责任追究制度固然重要，并有时代特色，然又不是包治举官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
在宋代举官制度的相关研究中，一般人都会期望高，评价低。当然，评价的高低与考量的视角有关，尤其是站在宋代，还是站在现代，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宋代的举官责任追究，在制度和法规上的系统性及其地位，可能超过它的实际运行和效果。但是，在专制体制下，御史台、中书省以及廉访使等都能监督和奏劾举主，如宣和二年（1120）八月，“诏：监司所举守令非其人，或废法不举，令廉访使者劾之。”［12］卷二十二最终的处置权仍在皇帝手里，因而，举官的责任主体比较明确，而追究举主责任的主体较为含糊，并且，御史等是事后监督，皇帝又忙不过来，也就使举官出现失控的时空。同时，宋代官僚体制突出的问题是“冗官”，举官虽然不是入仕的途径，但又是官吏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适应了“冗官”体制的需要。举官责任追究，有调控官吏选拔以及“冗官”的积极一面，又有增加“冗官”的消极一面。如果再加上科举、磨勘、荫补等入仕方式的推波助澜，“冗官”问题更为严重，更为糟糕，促成我国政治史上少有的官多阙少、僧多粥少的奇观。治平三年（1066），同判流内铨蔡抗说：“伏见系磨勘奏举候次引对选人二百五十人，一岁引见不过百人，计须二年半方可引绝……今将南曹逐年举状，约一千九百员。被举者既多，故磨勘者益众，朝廷虽于引对之际限以班次，然内外举官之数，未尝略有裁损，本源未窒，徒抑其流，故选人日月滋引。”［4］卷二百八元祐时，吏部待阙的官吏甚多，“尚书左选一百六十二员，侍郎右选八百余员，并使一年以上至二年两季阙。尚书右选二百八十三员，侍郎左选五百三十七员，并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阙。四选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余员。”［20］卷下当然，举官不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为此，宋代尽管建立起较为健全的举官制度，同时举官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如北宋包拯就指出荐举制度的弊端：
论荐之人，不能体认朝廷求实才、备急用之意，但缘其雅素，或暱于爱私，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举之，又何暇论材器，较治行之详哉!［18］44
荐举之制，祖宗所以均齐天下之至权，行之百年，讲若画一。比年以来，监司、郡守不能体国，有同时一章而巧为两牍并至而不疑者；有岁荐五人，而发奏削至以十数而不止者；有当发职言而诈为京状者；有止系常调而诡称职司者；有转运双员交承各异而南厅北厅妄行掺捕（补）者；有上下半年月日有限而先时后时了无忌惮者；有被举之人见存而假称事故夺而之他者；有经隔数年而冒作交代即行补发者。若此之类，不可概举。［6］三○之八-九［21］卷一百六十九
一是违反回避规定，荐举亲友朋党，以市私恩。宋初的举官，有点内举不避亲的味道，同时问题严重，宋代王栐就指出，“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987）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幸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摘之，稍知所畏忌矣。”［22］42。这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加强监督，尤其是君权的直接控制，来解决举官中的结党营私问题，但效果自然有限。庆历时有人指出：“近岁荐举多滥，亦有负罪不可湔涤之人得更右职，率为朋党，以市私恩，不可不革也。”［4］卷一百六十二熙宁时，权御史中丞邓绾奏劾章惇“举官私邪”，“有连朋结党、兼相庇护、对制不实之罪。”［4］卷二百七十一这类情况，宋代时有发生，根源还是在体制上。
二是“但荐势要”，“压抑孤寒”。在荐举中，有资格的要求，但没有势要与孤寒之别。官吏只要达到一定条件，就有被举的权利，成为荐举的对象，举官也就与科举一样，具有相对的平等性和开放性。但是，举主往往又在特定的背景下，出以私心私利，很难公平、公正地对待不同身份的应举者。仁宗就感到保任中的这类问题，“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进而采取“抑权势进孤寒”的对策。［23］卷一《帝德》元丰时，御史何正臣也指出类似问题，“近日举官
三是滥举日滋，受托贪墨。在荐举中，宋代或有数量规定，必须完成，也有时不限数量，可以尽量保举。绍兴时有个诏书较为典型：“举官须以岁额荐举，所举不如额者，吏部具名以闻。”［6］选举三○之四这样，为了完成荐举的任务，所举也就可能不符合荐举的要求和标准，当然，对被举者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能够获得较多的举数，在升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大观四年（1110），有臣僚指出：“铨部、密院凡有差使校定等差，每以举主多寡为优劣。”［6］选举二四之三又如，南宋陈振孙说的更为滑稽：“向为绍兴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问其京削欠几何？答云：‘欠一二纸。’数月，闻有举之者。会间，贺其成事，则又曰：‘尚欠一二纸。’又越月，复闻有举者，扣之，则所答如前。余颇怪之。他日，与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见临安丐者之乞房钱乎？暮夜，号呼于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几文耳。有怜之者，如数与之曰：汝可以归卧矣。感谢而退。去之数十步，则其号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与大笑而罢。”［24］150可见，举官数量和被举举数的要求，又带来新的问题，只求数量，忽视质量，必然产生滥举、谬举问题。为此，真宗咸平时针对滥举问题，要求“诸州长吏奏举官属，虑有请托，并须条约之。”［4］卷四十三仁宗至和时，宰臣刘沆上奏，批评荐举权豪和亲属等滥举问题。［4］卷一百七十八英宗治平时，滥举情况一度较为严重，权御史中丞贾黯尖锐地指出：“举者不问能否，一切取足以闻，徒有塞诏之名，且非荐贤之礼，以至奔竞得售而实才者见遗，请托得行而恬守者被弃。”于是提出，“宜令中外臣僚合举选人者，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6］选举二八之二-三至南宋时也有此类问题，有时比较严重，绍兴十一年（1141），臣僚说：“比年以来，请托之私未殄，谬滥之弊日滋，凡由荐举升改，继以贪墨闻者，未尝无之，逮有司之狱已具，乃始以状自列，则又置而不问。”［6］选举二九之二九甚至发展到买卖举官状、令人发指的地步，二十年（1150），御史台主簿李庚言：“立荐举之法，将以捜罗人才，激劝士类……甚至关升改秩各有定价，交相贸易如市贾然……欲望明立法禁，应买卖举状之人取者、与者，各坐赃论。”于是，“诏令有司立法。其后刑部乞依荐举受财法施行，从之。”［10］卷一百七十三从中也可以看到，谬举、滥举的问题越严重，相应的处罚力度也加大，如上所述，若徇私荐举，举非其人，一旦为其它机构揭发和论列，举主不再享有自首免责的优待。［6］选举三○之四此外，二十九年（1159）还规定，重复举官，也以违制论处。［6］选举二四之二一不过，买卖举状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孝宗时，胡铨说：“每纸文字,须三百千经营乃可得。合五纸之费，为千五百缗。”［21］卷四十九《治道》
代举官责任追究制度较为发达，并逐步完善，但又无法防止和克服举官中的所有问题。宋代举官中的问题，仅仅依靠举官制度及其责任追究制度，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是由宋代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性质、局限所决定的。同时，问题的不断出现，又说明完善举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必要，只有通过完善举官制度，解决问题，才能扼制弊端的蔓延。不过，我们还得承认：这一制度的确在宋代实行过，追究过举官的责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制度设计的本身也有不少科学的道理，特别强调所举内容的真实有效和被举之后的勤政清廉，责任的担保性极为鲜明，具有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是我国传统政治智慧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需要指出，近年来我国各种形式、各个领域的选举、推举、推荐盛行不衰，而对举荐责任以及责任追究缺少严密的法律规定，无疑是一个制度和法制性的缺憾，我们应该借鉴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7］ 苗书梅.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荐举保任法［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
［13］ 肖建新.宋代科举担保与责任追究［j］.法学杂志,2009(5)；肖建新.宋代科举责任追究［j］.文史哲，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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