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赵夔，字尧卿，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南北宋之交。赵夔曾注苏诗，是《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中的重要注释者。类注本有赵夔序一篇，序中自称“顷者赴调京师，继复守官，累与小坡叔党游从至熟。”[1]卷首可知其曾任职汴京，与苏过交游。类注本的“姓氏”一栏称赵夔为西蜀人氏，曾知荣州（今属四川）。明人张鸣凤所撰《桂故》卷七、清人汪森所编《粤西文载》卷六十七《迁客传》皆载赵夔于绍兴年间南迁北归，游览桂林，并赋《二十四岩洞歌》等诗之事。《全宋诗》录其诗五首。赵夔在类注本中的成就仅次于赵次公。以往学术界往往将类注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或重点研究赵次公注。本文拟专门论述赵夔注的成就。
按赵夔序中的说法，他从北宋崇宁年间开始，积三十年之功方撰成此书。从崇宁年间下推三十年，可知赵夔注大约刊行于南宋绍兴初年。赵夔注本是第一个苏诗分类注本，赵夔序称：“仆于此诗分五十门，总括殆尽。”[1]卷首该注本在当时影响较大，引起了宋孝宗的关注。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上（宋孝宗）因论文，问曰：‘近有赵夔等注轼诗甚详，卿见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见。’上曰：‘朕有之。’命内侍取以示之。”[2](2794)可惜单行的赵夔注本并未流传下来。
现存赵夔注散见于一些苏诗集注本。保存赵夔注文最多的是题名王十朋编纂的类注本，类注本卷首有赵夔序一篇，《四库》馆臣根据序中称“崇宁间仆年志于学，逮今三十年”，又称“累与小坡叔党游从至熟”，因而作出推论：“考《宋史》，载轼如杭州，苏过年十九，其时在元祐五、六年间。又称过殁时年五十二，则当在宣和五、六年间。若从崇宁元年下推三十年，已为绍兴元年，过之殁七八年矣，夔安能见过而问之？则并夔序亦出依托。”[3](1326-1327)《四库》馆臣此论未公。首先，正如清代苏诗注释者冯应榴所指出：“今考序所云崇宁间逮今三十年，乃统计初学以迄注成作序时，其云顷者与叔党游从至熟，乃追叙旧事，两不相碍耳。”[4](2698)其次，序中总结的苏诗用典之法，与赵夔注文相一致，甚至用语都相同，下文将详述之。《四库》馆臣览书未审，以致误断赵夔序为伪托。
此外，中国图书馆所藏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仅存前四卷）也保存了部分赵夔注。该书卷一至卷三为十注本，其中的赵夔注被称为“补注”。赵夔注原为分类注，被收入十注本时，已被编刻者打乱原有的分类顺序，变成编年注。
中国古代诗歌注释一般包含历史阐释、语言阐释、诗学阐释三方面。历史阐释来源于孟子的“知人论世”观，阐释对象是诗歌的写作目的，阐释手段通常为考证本事。语言阐释和诗学阐释的阐释对象是诗歌表意的手段。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首先以语言为媒介。其次，诗歌又是一种艺术，有其特有的表意方式。只有掌握比兴、用典等诗歌特有的表现方法，品味诗歌的意境，才能捕捉诗人的艺术构思，从而理解诗意。就赵夔的苏诗注而言，其主要成就体现在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两方面。
宋代诗歌注释的对象主要是唐宋诗人，语言方面除少数生僻字词外，一般无须训诂。苏诗有“以文字为诗”的特点，对其中的生僻字眼需要训释，但其比重较低。因此，语言阐释在苏诗阐释中不占重要地位。
宋代以前的诗歌注释有深厚的诗学阐释传统。《诗经》的毛传、郑笺都标举兴体，阐发比体，对“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都有详尽的分析。王逸的《楚辞章句》也注重揭示“美人香草”、“飘风云霓”一类的比兴象征手法。唐代李善《文选注》有
释事忘义”的特点，较忽视诗学研究。宋代是诗歌注释史上第一个繁盛时期，诗歌注释者一般都有诗文创作的深厚功底，与赵夔同时代的赵次公、林子仁、师尹等苏诗注者及《黄陈诗集注》的作者任渊都不例外。前文已述，赵夔能诗，虽然称不上一流诗人，但体会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却不在话下。因此南北宋之交的诗歌注释者自觉地对作品的创作方法作总结与评论。赵次公的苏诗注与任渊的《黄陈诗集注》都揭示了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著名诗人的创作特征。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赵夔注苏诗，也重视诗学阐释。
宋代诗歌注释还形成了重视历史阐释的风气。宋代的孟子学与史学成就都很高。在孟子“知人论世”观重新得到重视的前提下，诗歌注释者采用“以史证诗”、考证本事的方法来解释诗意。赵夔的苏诗注与任渊《黄陈诗集注》就是早期的代表。赵夔离苏轼的时代较近，因此易于考证苏诗所涉及的本事，从而探索诗意。
赵夔最重视分析苏诗的创作方法，尤其对用典之法作了理论总结。用典是汉魏六朝以来诗文创作的重要方法，唐代李善的《文选注》最注重的内容便是典故。但李善注的一大缺陷在于只征引典故的出处，而忽视了对用典方法的分析总结。宋代诗歌注释兴盛发达，注释者在继承李善征引典故这一优良传统之余，也创造性地总结了用典的方法，形成了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治学风气，赵夔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因此本节方以“诗学阐释”名之。赵夔序云：
仆于此诗分五十门，总括殆尽。凡偶用古人两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对，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引一时事，一句中用两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碑刻中事、州县图经事，错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类古人诗句。用事有所不尽，引用一时小诗，不用故事，而句法高胜；句法明白，而用意深远。用字或有未稳，无一字无来历。点化古诗拙言，间用本朝名人诗句，用古人词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参差之语言，诗中自有奇对。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谣言，用经史注中隐事，间俗语俚谚，诗意物理，此其大略也。[1]卷首
在这篇序言中，赵夔自觉地总结了苏诗用典之法，虽然他概括的条理还有些混乱，有不少分类交叉含混、前后重复之处，然而又是极其细致的。要而言之，赵夔归纳了苏诗用典的几个重要方面：用字、用事、句法、用意。
与宋代另一些诗歌注释相比，赵夔对用典方法的总结无疑具有开创意义。任渊的《黄陈诗集注》、李壁的《王荆公诗注》虽然也分析了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等著名诗人使用典故时的暗用、借用、反用等方法，但却没有系统的总结归纳，需要后代的读者、研究者在卷帙浩繁的注释文字中一一梳理总结，显然不利于诗学研究的开展。
若其所谓来处，则句中有字、有语、有势、有事，凡四种。两字而下为字，三字而上为语，拟似依倚为势，事则或专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于专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渗合而用，则李善所谓“文虽出彼而意殊，不以文害”也。[5](1)
夔，赵次公的典故分类体系更加清晰，将典故分为字、语、势、事四大类，其中用事以可以分成专用、借用等许多小类。在苏诗注中赵次公也利用这个体系阐释了苏诗的用典之法，但毕竟此序是针对杜诗的用典而言。换言之，赵次公的典故分类虽然更科学更严密，却是一般诗人用典的共通之处。赵夔的分类却是专门针对苏诗而言，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对苏诗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用字即在诗歌中袭用前人诗文的语言，即赵夔序所言用古人两句、一句、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对、用字或有未稳、无一字无来历等类型。序中另言“用古人字而不用古人意”，即借字而用，借用某字词的字面，却将其用于另一含义之中。
1.用古人两句、一句：即用古人的成句。如《庐山五咏·卢敖洞》“还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识。”赵夔注：“刘希夷诗云：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 [1]卷七
3.无一字无来历：这是后来江西诗派强调的重要创作方法，在苏诗中也得到了体现。如《凤翔八观·东湖》“有山秃如赭”，赵夔注：“赭，谓无草木也。秦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度。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妻，死而葬于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木，赭其山。”[1]卷二赵夔指出了“赭”的来处：苏诗与原出处不仅字面相同，而且都将“赭”的对象都是山，意义相通。
用古人句法指的是对前人诗文句式的模仿。在赵夔序中包括下列三种情况：1.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类古人诗句。2.用事有所不尽，引用一时小诗，不用故事，而句法高胜。3.句法明白，而用意深远。令人遗憾的是，现存的赵夔注远非原貌，因而赵夔对后两种情况的讨论已无法探究，只能分析第一种情况。
如《铁沟行赠乔太博》“城东坡陇何所似，风吹海涛低复起。”赵夔注：“杜诗：嘉陵江上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公所用此句法也。”[1]卷二十四在此例中，苏诗与杜诗的相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何所似”三字，更重要的是两句的结构相同，给读者带来的语感相似，这就是用古人句法的要义所在。
用字、用句法的对象主要是前人的诗文，在四部分类法中属于集部。用事则大不相同，指的是在诗句中以凝炼的语言对典籍文献中的故事进行概括，并承袭其意。这里所说的典籍文献遍及经、史、子三大类型。这也是用典的常见现象，无须多言。苏诗有“以学问为诗”的特点，好使生僻故事，赵夔总结出僻事的来源包括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碑刻中事、州县图经事、经史注中隐事、偏受之故事、古谣言、俗语俚谚等。在赵夔注中，小说僻事如《芙蓉城》“芳卿寄谢空丁宁”句用《子高传》之芳卿故事，道经僻事如《芙蓉城》“下作人间尹与邢”句用《老子西升经》所载尹喜与邢和璞之事。[1]卷四苏诗中诸如此类尚多，不再一一列举。
赵夔还指出苏诗有错使故事之类的失误，但在赵夔注中已不可见。清代沈钦韩、冯应榴等学者继承这个思路，在各自的苏轼注中指摘出一些用错故事的失误。
相对上述前三种情况而言，用其意是更高级的用典技巧，指的是对前人之意的承袭化用。在赵夔序中包括下列情况：1.止用古人意不用字。2.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即借用）。3.一句中用两故事（即合用）。4.疑不用事而是用事（即暗用）。5.疑是用事而不用事。6.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点化古诗拙言。（即化用：点化前人之意，类似后来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类）。下面就赵夔注的一些实例进行分析：
1.用其意不用字。这是指用了典故的意思却没有采用其原有字面，是一种巧妙的用典之法。苏轼读书甚多，用古人之意，信手拈来。具体而言，又可以分成两种：一是用古代故事之意却不用其字面。如《夜过舒尧文戏作》“坐客敛袵谁敢侮”，赵夔注：
此言尧文非嫡也。《南史》：崔道固为宋诸王参军，被遣靑州募人。长史以下并诣道固，道固诸兄等逼其所生母致酒炙于客前。道固惊起，谓客曰：“家无人与！老亲自执劬劳。”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谓道固曰：“我贱不足以报贵宾，汝宜答拜。”诸客皆叹美道固母子而贱其诸兄。晋裴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礼。秀叔父徽有盛名，宾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宣氏使其母进馔于客，见者皆起。秀母曰：“微贱如此，应为小儿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二句皆微辞以戏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1］卷十五
在这个例子中，《南史》中的崔母与《晋书》中的裴母都因出身微贱而被正室一支所欺，但崔、裴母子却受到了客人的尊敬。就出身而言，舒尧文与崔、裴相似，苏轼以此调谑舒尧文出身非嫡。但苏轼又加以变化，以“不敢侮”暗示舒尧文声望之高。从苏诗的字面来看，几乎看不出原故事的痕迹。
另一种是用古人诗句之意而不用其字面。如《真兴寺阁》“山川与城郭，漠漠同一形。”赵夔注：“此诗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诗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言其高也。”[6]卷一苏诗与杜诗都描述了登高
2.暗用：即赵夔序所云“疑不用事而是用事”。这是由用其意不用其字发展而来，指的是古事古论暗藏其中，却如盐入水，不着痕迹。
如《次韵陈四雪中赏梅》“遗英卧逸民”，赵夔注：“此疑若不使事而乃使事，谓袁安雪中高卧耳。遗逸之士谓之逸民。”[1]卷十八在此例中，袁安雪中高卧、冻馁而不求人这个故事读者已习以为常，对“卧”一类的字眼已经丧失了阅读的敏感度。若非赵夔仔细品味诗境，难明东坡之意。
3.借用：即赵夔序所言“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这是指借其事而用，与用字中的“借用”相似，其方法是将典故中的事件抽离原来的语境，而将其用于另一语境之中，从而收到移花接木的效果。
如《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赵夔注：“唐《谭宾录》曰：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惠，通晓言词。上及贵妃呼为雪衣。此呼鸽为雪衣，借用故事也。”[1]卷十六《谭宾录》中的“雪衣”指白鹦鹉，被苏轼借用来指白鸽。
至于能造古人意、点化古诗拙言等情况，本为苏诗用典之化境，但在现存的赵夔注中已不复可睹，亦为憾事。
1.用本朝人诗。诗人用典，出处一般来自前代诗文，有时也用本朝的一些重要诗人的名句。杜甫就曾用过卢照邻、沈佺期、孟浩然等人的诗句，白居易也常用杜甫的诗句。苏轼亦不例外，在赵夔看来，苏轼常常用欧阳修的诗句。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夜雨何时听萧瑟”，赵夔注：“欧阳诗：空窗语青灯，夜雨听霵霵。亦相类。”[6]卷一又如《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但当对石饮，万事付等闲。”赵夔注：“欧阳诗：惟当扫雪席其侧，日与佳客陈清樽。意亦同此。”[6]卷一对这一类现象，赵夔不仅看其字面，更注重诗意、诗境的相通。
2.用古人词中佳句。赵夔认为苏轼用典的出处，也不局限于前人诗文，对于词这种后起的文体，也有所借鉴。如《凤翔八观·东湖》“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赵夔注：“白乐天句：春来江水绿如蓝。”[1]卷二用的是白居易《忆江南》词中之句。
赵夔也在释典之余，也附带评论苏诗用典的艺术成就。赵夔认为苏轼重视字法，用字十分讲究，如《凤翔八观·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时有野鼠衔其髭”，赵夔注：
苏公诗妙处含蓄甚多，引用事实亦复称是，只如此一髭字，不无所本。晋谢灵运髭美，临刑，因施作南海祗洹寺维摩诘像髭。寺人保惜，略不污损。子由尝和此诗云：长嗟灵运不知道，强剪美髭插两颧。彼人视身如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况塑画已身外，岂必夺尔庸自全！盖非之也。[6]卷一
又如《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千重横翠石”，赵夔注：“谢灵运诗云：石横水分流。故此用一‘横’字为工也。”[1]卷一苏诗中的“横”字脱胎于谢灵运诗，凸显了乱石突兀之势，用字极准。
文学批评史上有“诗言志”、“诗缘情”、“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观点。不管是“言志”还是“缘情”，常常外化为“事”。苏轼的诗歌创作也不例外，由具体的“事”而触发的诗篇为数不少。这种“事”，既可以是关乎熙宁变法、元祐党争一类的家国大事，也可以是一时一地抒发个人的感触，或与朋友的交游唱和赠答。只有考证出触发苏轼作诗的各类事件，才能对苏轼的诗意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类注本中，赵夔是最重视历史阐释的注释者。赵次公长于诗学阐释，却不重视历史阐释，对时事与人物停留在猜测的层面，而不作考证。相比之下，赵夔注重时事的考证，为赵次公所不及。在序中赵夔说道：“叩其所未知者，叔党亦能为仆言之。”赵夔与苏过交游的经历，使其易于获得第一手材料，以了解苏轼交游唱和的对象生平及事件背景，在宋代苏诗注中开创了注重历史解释的传统。
赵夔作为苏诗注中考证本事的先驱者，尚无将苏诗置于重大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的意识，其考证的重点为苏轼交游、唱和等相关事件，亦有助于了解苏轼的生活意趣。在赵夔的影响下，半个多世纪后，宋代苏诗的另一重要注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题下施宿注，注重运
类注本中，赵夔注释诗题中的人物最多，除简介人物的生平之外，常常能引用切合题意的材料以佐证诗意。如《次韵徐仲车》题下赵夔注：
仲车名积。苦学，养母尽力，行年四十，不婚不仕。久之，乡人迫令就举。逮应入京，则以只轮载母，躬自推行，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登治平四年第。未调官，母亡，遂不复仕。家居山阳，衣食不给。及路振通判楚州，始为娶妻生子，小名路儿云。先生尝言仲车古之独行人，于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瞶甚，画地为字乃始通，终日面壁不与人接，而四方事无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肃三反，而斯人有其二，亦可谓异矣。[1]卷十九
在一首次韵诗中，赵夔详细地介绍徐仲车的卓尔不群的性格特点以及苏轼对他的评价，从中可看出苏轼的交友倾向，折射出苏轼的人生意趣。
赵夔还针对诗题中的事件作出考证。如《病中独游净慈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灵隐因次韵答之》题下赵夔注：
周邠长官云：“窃闻子瞻学士昨日飘然单乘，独出南屏，旋至北山，穷幽览胜，真得物外自适之趣。邠尝诵欧阳公诗云：使君厌骑从，车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然明公今日之乐，正得于此，因成诗一章上寄云：放归驺骑独寻山，……徜徉终日未经还。”[1]卷十七
这类诗句的含意可以直接根据史料来解释，只要按照诗歌的内容去寻找相应的材料，互相对照、比证，就可明白意义。诗句本身比较简炼含蓄，赵夔所引材料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事件细节。例如《赵阅道高斋》“闻公引退云公高。”赵夔注：
赵清献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许，请之不已。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当复来。”至是适六岁矣。杭人德公，如见父母。以疾终衢。[1]卷三
解释这一类诗句，首先必须引出苏轼所用的故事。上文已述，赵夔擅长于引典故的出处，并总结用典之法。但要全面地解释诗意，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苏轼用典往往影射现实，因而必须找出苏诗所用之典与本事之间的联系，才能明白苏轼的用意。赵夔也未忽视这一点。例如《和孔周翰二绝·再观邸园留题》“曲收彤管邶鄘风”，赵夔注：“尝闻高密老儒之言曰：‘邸氏有贤妇，孀居不嫁，其节甚高。’故公此诗用《静女》“彤管有炜”、《柏舟》共姜自誓，《邶》《鄘》二风之事也云云。”[1]卷二十三密州孀妇之本事，极其生僻，若非赵夔上距苏轼的年代不远，实难访之。
赵夔与施宿考证本事的重点虽然各不相同，但赵夔考证的几个重要方向，如解题、释直陈其事的诗句、释用典的诗句，都为施宿注及李壁《王荆公诗注》所继承，成为宋代诗歌注释的重要方法。
作为早期的苏诗注者，赵夔序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理论总结，又在注释中全面细致地贯彻这一理论，与同时期的赵次公相比，各有所长。二人共同开创了苏诗注中的诗学阐释传统，又与《黄陈诗集注》的作者任渊一同开启了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歌创作分析的学术风气。赵夔在历史阐释方面亦有开拓之功，对南宋中期的施宿注重视“以史证诗”方法有一定的启发。赵次公注不注重时事的分析，施顾注则不擅长诗学研究，赵夔注在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这两种重要方法中能掌握平衡，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１］（宋）苏轼撰．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a］，四部丛刊．（宋）王十朋集注［c］．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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