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共文化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面向非物定人员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文化教育的价值、区域文化差异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强化了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迫切要求不同区域需要在价值取向、文化知识、行为规范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加强教育。可以通过注重规划、加大投入、拓宽机构、创新内容与方式，增强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公共文化教育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后者侧重于发展在校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而前者侧重于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面向非特定人员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消费活动。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不同区域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教育价值与功用。本文指称的区域主要指省级政策空间影响域以及以省级引导下的地方行动空间，在此语境下进一步澄清公共文化教育价值与内容，探索发展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有效措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发展区域公共文化教育是文化教育自身的价值使然，也是不同区域文化差异的必然诉求，更是当前社会发展重大主题与历史任务的迫切需要。
从公共文化教育的价值来看：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有序推动“新三步走”战略规划，为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目前正处于实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即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马格纳雷拉看来，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1］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完成工业经济的基本指标，知识经济社会形态不断完善，而且包涵着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递进，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因此，文化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重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特别是不同区域受到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以提升区域不同群体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为重心的公共文化教育发展迟缓，中西部地区严重滞后，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
从不同区域差异来看：文化发展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不同地区由于文化前提不同，文化教育的内容以及文化教育机构差距较大。这些差距一方面表现为东、中、西不同地区的整体差异，如东部地区在政策导向以及区位优势基础上，受经济发展先行的影响，经济总量较大，文化建设的投入较大，文化资源较为丰富。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线、二线城市以及其他类型城市地区文化差异。如北京、上海以及其他核心省会城市，基于历史文化传承，在文化古籍、建设艺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创作以及文艺演出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与文明形象。如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着历代古都文化积淀，有着现行各部委主办的文化机构以及高水平的文化产业。相比之下，其他地区差异较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尽管有的地方有着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精品，但在公共文化投入与建设方面较为落后，多数三线
从新农村建设要求来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要按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然而，就新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取向的发展模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范型，有些地方同新农村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透过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文本，不难发现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既要重视经济总量增长，也要重视政治文化发展。一些地方曾一度通过撤地建市、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等方式实现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农村发展被裹挟其中，无法逃离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发展模式。实际上，农村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离不开文化教育的支撑，特别是文化教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中央提出了着力于改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特别是借助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余下的办学条件发展成人文化教育机构，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传承与推进乡村文明。不过，由于基础设施总体滞后，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没有很好适应农村劳动力结构状况，出现了干群关系不和、农民工子女辍学、婆媳关系紧张、邻里之间矛盾、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先前被讴歌传颂的农村传统生活方式渐渐远离，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的公序良俗不断被肢解，乡村文化急需梳理与重建。因此，新农村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迫切需要系统设计，整体优化，针对乡村文明加大建设力度，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目标夯实基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文化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不同区域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文化需求，但这些地区都有基于人的发展的共同之处，文化素养有其相通的结构，涉及到价值取向、文化知识、行为规范、信息技术等方面，基于人的文化素养的公共公文化教育的内容也是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基本框架。
价值取向是指特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现代化，如何突破传统经济中心主义限制，如何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都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城市中心倾向，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大树进城现象等，真实地反映了部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不良取向，需要不同区域在价值取向上站在文明提升的高度，根据科学发展的要求，以人为本，提升主体意识，结合城乡发展中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愿望，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知识
文化知识既是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与更新的基础，也是人们交流过程中用以表达的基本素材。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知识创新与产出速度加快，新知识的阅读与信息吸纳对于新型劳动力形成与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就农民工文化发展需求而言，不仅要为他们提供适应多种职业的入门知识，用以支撑他们的职业选择，更重要的是提供有利于他们独立生活、社会交往、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信息传递方式应选择网络教学、知识手册等，以支持他们个别化、分散化的学习；在教学内容的呈现和组织方面，农村籍流动青少年对形象、趣味的要求更高，对单元内容能够坚持的学习时间也比较短，图文并茂的“漫画书”式的知识手册对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3］由于农村籍流动青少年的自我调控能力还不够成熟，仅仅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学习无法满足需求，同时多数企业对职工的培训远不能适应职业发展的需求，因而对他们的非正规教育需要考虑指定或设立相应的机构来组织实施。劳务市场或其他劳务管理部门、社区和各级各类的学校等现有机构均可承担相应工作，结合农村籍流动青少年工作和生活的实际情况安排必要的学习活动。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文明意识必然通过其参与的各种场景表现出来。由于个人工作与生活场景蕴含着政治、伦理与经济的因素，因而，公民文化教育中的行为规范教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行为规范。人既是个人的存在，生活于自由自在的社会里，同时又生活在政
环境中。即使人不加入某一团体，也必然同的施政行为发生联系，个人的行为规范认同与表现无法脱离政治规范的约束，因而需要了解政治的执政理念、政治路向以及执政过程中通过机器等公权力强制推行的政策、制度与运行程序。二是道德行为规范。个人在表达政治倾向性或超然于政治团体之外的时候，更多生活在无限制的公共空间里，这种公共空间凭借着个人的自觉遵守与无意识的依赖心理发生作用，因而，除去一部分工作空间外，人与人之间基于道德规范而形成的信任而生存。这就需要加大公共道德规范教育，使公民在公共秩序、人际伦理以及交往规范等方面形成更广泛的价值认同，自觉接受公共伦理的社会责任，主动适应公共伦理带来的生活幸福。其三是价值行为规范。人作为社会生存法则约束下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又无法摆脱私利的冲动，并在内心深处向着自身利益设计的工作流程，表达生活理想。然而，个体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受到外部规制，处于自我与他我交互转换空间上。正如普列斯纳所言，人永远意欲着和期盼着，思考着和想像着，感觉着和信仰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着。［4］这就需要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相应的渠道获得基于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公共价值认同，如互利互惠、公平竞争以及勇于创新等价值规范，在获得个人的利益的同时，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与都市高素质群体聚集不同，其他区域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依存特性，文化水平差异较大。这些差异既受制于先前的教育水平，也受制于通过既有教育体系所获取的发展手段。对于受教育程度偏低，受教育群体差异较大，以及存在大量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并存的区域，迫切需要提升发展公共文化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手段。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事业单位以及企业，甚至是社区都发展了无纸化办公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由传统的通讯工具向网络手段转型，公民个人的文化发展更多依靠网络信息传递，选择相应的学习内容。如农民工对于某一城市文化的了解，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以及发展某一职业相应技术知识等都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手段。公共信息技术主要侧重于：公共图书资源定位与检索、网络文化信息分类与查询以及人际沟通与交流技术等。
公共文化教育现状与问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区域公共文化的价值与功用，推动地方不断调适政策走向。在当前《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精神引导下，注重规划，加大投入，拓宽机构，创新内容与方式，不断增强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教育本身的变化为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教育不再是一劳永逸的阶段性工作，而是一个终身学习与发展的过程，因而非学历教育同学历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深入贯彻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优先教育事业的要求。［5］为了尽快提升区域公共文化素养，改善民生问题，不同区域需要采取适度超前的战略，合理规划公共文化教育目标、任务、内容与措施，大力发展区域公共文化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加强了教育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在具体思路与政策措施方面，同《纲要》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以及行文格式上保持高度统一。如，普遍提出了严格按照规划需求进行改革，形成惠及本区域的公平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促进本区域居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从而从上至下在目标、主题、政策与措施方面形成步调一致的规划系统。
公共文化教育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有效手段。［6］因而在规划的目标导向上，不同区域都要符合我国教育方针政策，体现新时期科学发展倾向，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形成，推动素质教育实施，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战略主题上，突出德育发展，导向于立德树人，守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把德育渗透在文化教育之中；在德育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德、智、体、美有机融合。在主要内容上，重点规划基础设施、师资队伍以及发展与评价等。由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需要在制订规划时密切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任务与措施，避免规划刻意
公共文化教育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公共性，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向公民提供无偿的文化消费。尽管公共文化消费会使公民个人受益，但这种受益不是公民个人纯粹的经济收入，而是一种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时，对于社会而言，又是发展公民文化的重要手段，促使全体人口的政治认知趋于准确一致，其情感与评价趋于赞成。［7］因而，公共文化消费有利于整体提升区域文明发展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稳定，具有较强的外部效益。这就需要地方在财政预算时，根据发展规划的要求，确保规划项目及相关任务落实的费用，搭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免费开放公益性文化设施。同时，从现有财力出发，结合本地实际，避免好高骛远，选择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内容分步实现，从而达到弘扬优秀文化、克服庸俗行为、提升理想境界的目标。
由于公共文化教育的内容广泛，涉及类项复杂，内容多样，在全面实施的同时，不同区域需要集中有限财力区分轻重缓急，分阶段有序推动。首先，完善域内有线电视、互联网、图书馆、科技馆与博物馆等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其次，加大域内农村文化教育机构建设，发展农家书屋、农村剧院和农村讲堂，形成完善的农村文化教育机构。再次，设立专项课题，引入区域高校智力资源，加大城乡文明建设研究力度。第四，实行特殊群体教育政策倾斜，面向区域，提供积极的文化教育，使区域农民工、留守儿童、心理障碍人员、“窗口”行业人员等获得更多的公共文化教育机会。最后，根据公共文化教育程度，区分公益性与私益性成份，有选择地实行成本分担机制，促进部分公共文化教育形成多元投入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教育质量与效能。［8］
由于文化的外延宽泛，分类不清，造成公共教育机构缺乏系统性。一方面喜闻乐见的公民文化教育内容与形式较弱，公共文化教育停留在非正式场景中，体现为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如，人们在公共场景中，那些具有较强文明示范性的个人能够以自身良好的礼仪，影响着参与其中的成员，但这种影响过于生活化，传播的范围与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以为主导，社会公德与政治教育力量较强，通过舆论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将社会公德与政治教育置入公共环境中。如，、感动中国的人物事迹宣传与教育，对公众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强弱对比的公共文化教育现状，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公共教育机构，鼓励多主体参与，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系统。
从公共文化教育的价值与内容来看，区域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地方主导的教育机构。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博物馆与图书馆等公益机构，宣传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借助政策解读及典型案例，引领核心价值观，形成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二是域内学校主导的教育机构。借助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系统，研究区域文化教育内容，梳理优秀区域文化，开展师生进社区活动，丰富公民文化素养，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教育推动了乡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因而，有人将学校教育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公民的前工业文化形成的阵地。［9］三是域内企业主导的教育机构。除了社会公德的宣传与教育之外，加大企业文化教育力度，提升职工的职业伦理，促进企业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四是域内中介主导的教育机构。区分文化教育私利性与公益性程度，把带有一定私利性文化教育内容交由市场，培育文化教育中介组织。同时，通过委托教育方式，发挥中介组织的调节作用。如，文化产业机构突出公共文化教育内容，通过影视作品、文学创作及百家讲坛等形式，促进公民的公共文化消费。五是域内自治组织主导的教育机构。地方文化协会与文艺组织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开发地方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展高雅文化进社区活动，通过百性容易接受的方式，把学术文化生活化，把生活内容故事化，把百性生活典型化，把高雅文化通俗化，与百性生活对接，提升基层公民的文化品味。
如上所述，公共文化教育涉及到价值取向、文化知识、行为规范以及信息技术，既有获取知识的手段教育，文化知识学习，也有观念转变及行为规范的变化。其中，价值取向起着决定意义，行为规范是价值取向的内化及行为表现，是文化教育的目标及功效体现。目前，区域公共文化教育内容在环境创设上，一方面通过制度约束公民的行为，促进公民不能违背公共伦理；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媒体宣传社会公德，促使公民区分优劣行为，自觉抵制不良现象，遵守公共秩序。不过，现有教育的针对性、时代性、特色性较弱，这同人们的观念有关，没有把地方性知识包括进去，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判断［10］，因而，需要加大区域文化教育内容研究，不断创新区域公共教育内容与形式。
在内容上，丰富地方文化内涵，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力度。在对皖北非物质遗产调查研究过程中，被调查者对于皖北亳州、阜阳、淮北、淮南、蚌埠、宿州城市文化印象的判断方面，多数选择亳州和淮南，把历史名人曹操同亳州相联，特色饮食豆腐同淮南联系，总体概括出亳州的政治文化与淮南的饮食文化。然而，阜阳在其长期发展历史进程中所生成的颍上花鼓灯、阜南嗨子戏、界首彩陶并不为省内其他区域知晓。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的名片，是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这就需要地方引导与加强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系统梳理地方文化的底蕴，形成地方文化品牌。在方式上，创新工作方式与教育方式，把区域公共文化教育与地方文化搬到田间地头，挪到工厂企业，走进社区群体，让生活于其中的民众更多地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如近年来文化下乡、举行非文化遗产展出活动不断扩展地方文化的影响力，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提升文化水平，自觉学习与传播区域文化。
［2］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2005-10-19.
［3］ 曾天山. 我国农村青少年流动人员学习需求的调查分析［j］. 教育研究，2010，（3）：29-36.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财富蕴藏在其中［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9-30.
［7］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公民文化——五个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m］. 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9.
［8］ 周素萍等.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 农村经济. 2010，（8）：29-31.
［9］ 戴维.b.秦亚克. 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m］. 赵立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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