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公谈苑》里记录了一些宋初宦官预军、辅政的经历，此外还保存了宋代宦官的诗作，为研究宋代宦官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宋初有不少宦官参与各类政治军事活动，他们为太祖、太宗统治的巩固提供了助力，有效地防御了边境。两宋笔记对宦官们的记载多集中于其具体政治活动，而忽略了他们的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因而《杨文公谈苑》所记录的这首诗保存了极为难得的史料。
《杨文公谈苑》(以下简称《谈苑》)是由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笔记。其中记述了几条关于宦官的材料，有的叙述统治者对于宦官的防范，如“太宗不欲宦者预政”条；有的叙述宦官在政治、军事行动中的辅助作用，如“崔翰”、“建寺”等条里的传信使者；也有记录宦官与官吏的龃龉纷争，如“刘吉”条，关于这些情况在别的笔记里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类似的记载，唯有“张继能”条除了史书和《武经总要》外，基本上不见于其他书籍的记录。而记录张继能所作边塞诗之文献以《谈苑》为最早，而之后的《龙学文集》《诗话总龟》和《宋诗纪事》所载相关材料均是抄撮此书而来，现将之抄录如下：
内侍张继能，尝为镇戎军钤辖。初古原州自唐已来，陷于党项，徙治平凉县。继迁之叛，李继隆、继和建议城古原州，以保障内属藩部，并力御贼，是为镇戎军。以隆、和知军事，几七八年，继能为钤辖，题诗于厅事曰：“夜闻碛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调哀。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继能读书有识略，忠直好谈论，知治体，今为入都内领郡。[1](137)
《谈苑》记录了宦官预军的经历，保存了宋代宦官的诗作，为研究宋代宦官提供了材料。相较之后的三种文献所载，《谈苑》关于当时边境军事情况和张继能诗的记录是最详实的，也是最接近张继能生活时代的。祖无择的《龙学文集》对此诗的部分字句作了修改，其中，“碛”改为“塞”，“调”改为“韵”，“谁”改为“何”，较原诗显得文雅一些，然而宦官作为内侍不可能有太多的文化，能写出这样的诗已是难得，其中含有当时的俗语是可能的，祖无择应当是阅读或听人叙述过《谈苑》中的记载后的再创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士人对于内侍的预军行为颇为关注，而张继能诗在宋代文献中的记录对于我们了解宋代宦官的学养心性等等颇有助益。
宋代宦官预军参政的相关研究一直是探讨宋代历史的热点。对于宋朝宦官是否掌权，宋代是否有宦官之祸，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宋代的宦官广泛参与了宋朝的军政、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建设，为宋朝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从宋代宦官的参政预军、文艺创造等方面仔细分析了宦官所做的贡献，认为宋代无阉宦之祸是由于统治者的严格控制与法律规定的压制。[2]另外宋代权相众多，他们与宦官在斗争中追求一致利益，其中又以斗争为主，故他们的压制与监督也是宋代无阉宦之祸的重要条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张邦炜《北宋宦官问题辨 析》、[3](89?94)苗书梅《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 论》、[4](32?38)冷东《略论北宋宦官》、[5](59?67)裴海燕《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等文。[6](121?125)但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北宋宦官为害颇大，他们干预政事、不懂军事而胡乱领兵，在军中作威作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王恩厚《北宋宦官预军弊政述评》阐述了宋代
作者简介：许净瞳(1982?)，女，湖南岳阳人，南京大学文学院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的阉宦之祸，如恃宠生事、倾害将帅、揽功避罪、贪生怕死等。[7](35?38)柴德赓《宋宦官参预军事考》首论宋代宦官预军问题，既叙宦官为祸之事，又论宋代宦官与大臣之间的斗争，议论深刻，发人深省，只是柴先生仍立足于士大夫角度论事，故持论不算公道。九十年代后的文章则大多在为宋代宦官平反，对他们的贡献和缺点都作了评判，认为宋代统治者与士大夫一同努力控制了宦官的势力，使得阉宦之祸无从发生。
柴德赓先生认为：“宋自太祖得位后，日夜所忧虑者，恐藩镇跋扈、军校骄悍，蹈五代以来拥立将帅之覆辙。举凡朝廷
施政方针，悉以矫弊为主，既纳赵普之言，收其精兵，制其钱谷，防范武臣，不可谓不密。太宗以后，十国虽平，地方不能不镇抚，又与契丹对立，军备不能不讲求，于是以内侍及三班使臣，分布州军，往来京国，为之监察。三班使臣，太半出于恩幸，宦官监军，则本唐、五代以来之惯习，行之不着痕迹。且宦者地居禁近，性又驯顺，可与密谋，最易制驭，故诸帝莫不倚之为耳目，视之如腹心，入则给事左右，出则寄任方面。”[8](50?51)柴先生一针见血指出宋初宦官预军是统治者收藩镇兵权、过度防范武臣的结果。宋太祖即位后一直在谋划实行的便是将各地的军政财权收归中央，这一计划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真宗朝完成集权大业。应当承认的是，太祖、太宗朝都处于内外用兵之际，对武将权力的夺取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都注意到太祖、太宗或逼节度使造反而收其权力，如李筠、孙行友、李重进等；或俟其老死，如王宴、侯益、张从恩等；或以迁转调职等方式收其权利，如杨庭璋、张永德等；或参用文臣统军、知州事。其实，他们还运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让宦官预军。宋代宦官参预军事，事肇于太祖，已成定论。太祖、太宗朝虽然都用宦官预军，然他们的使用原因与使用方式各有不同，太祖朝任用宦官预军者有三人，分别是王继恩、窦神兴和李神祐。此外，《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宦者传》记载了太宗朝宦官预军事者十一人。
太祖朝三位预军宦官都相当有能力，从领兵辅助主要作战部队征战到作为监军监督将领的战况到独自领兵平寇，三人在战争中不断锻炼自己的能力，成长为帝王进行中央集权、统治全国的必不可少的左臂右膀。尤其是王继恩与李神祐两人在太宗朝的军政事务中皆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太祖朝的宦官在事务中所占分量不重，这是太祖吸取前朝宦官之祸的经验而作出的决定。宋太宗极度防范武将，因此宦官随着他进行中央集权的举措，加入太宗维护其统治的力量中，故预军人数较太祖朝多。述史料可以看出，太祖、太宗朝宦官预军者有三种任务：其一，领禁军参战和率军屯守边关。如窦神宝、王继恩、张继能、秦翰等人皆为勇猛善战之人，他们勤习武艺、各有一技之长，在许多战役中不惧箭矢、冲锋陷阵，为战争的胜利出谋划策、各展所长。在驻守边关堡寨时，他们除配合戍边将领作好防御措施外，还对于边关的一些民事外交问题也进行了恰当的处理。杨守珍认真审理了许民周继宗为人诬告与外夷交通一事，避免了冤案的产生，维护了边疆的安定。其二，为将领之副督战，行监督之职。宦官虽然是帝王防范监视武将的一颗棋子，但是若无宦官的监军，则帝王对将领们将更加猜疑约束。这对于战争的胜利和军心的稳定便可能会产生极坏的影响，可以说，宦官成了君臣之间的润滑剂和沟通的桥梁，对将帅的野心异志起了一定的牵制与威慑作用。 研究者看到了宦官监军时与将帅的磨擦，部分宦官对文臣武将的诬陷迫害，却忽视了他们也有许多人保全了文武官员的事实，如陈思诲密奏郭崇有奸状后，宋太祖遣中使往验，中使言其无他意，郭崇由此得以保全。[9](9179)秦翰、张崇贵、张继能等与将领们在讨伐李继迁的战争中配合得当，并能商讨应对之策，而无故意恃宠生事、倾害帅臣之事。[9]他们作为监军与边将驻守西北时，能够团结一致御敌，也基本上是照实禀报情况，没有诬陷将帅之事发生，确保了西北边境的稳定。其三，行传令使者之职，如蓝继宗、李神福等。宦官在战场中独骑来去，迅速传递战况与统治者下达的命令。任用宦官为传令官既节省了兵力又保证了消息的准确性，他们作为直接联系将帅与帝王的桥梁，在宋初的统一战争和对抗契丹的战争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不少重要战争中，有一部分作为传信使者的宦官在《宋史》《长编》《皇宋编年备要》不见记载，如贾继隆、岑保正辈。《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兵捷》和《宋会要辑稿?兵七之讨叛》中随军的宦官记载颇详尽，亦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初宦官参与军事活动的情况。
宦官不仅能够随军参战，而且作为统治者与将帅之间沟通的信使，也学习到了领兵作战的技巧，为太宗提供了夺取节镇将帅的权力后新的边防人选。如张继能经过数次战火的洗礼后，成长为能为太宗领兵屯边、作战的亲信，被任命为灵、环、庆州、清远军路监军。能独自担任数重镇监军或领大军作战的宦官都是皇帝极为信任的忠诚之人，这种情形在太宗朝表现尤其突出。宋
祖虽然防范藩镇将领，但是对于西北十四边将十分信任，藩镇的军政财权基本上没有收缴，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如得自捡择训练、生杀由己。十四边将皆是能征善战之辈，而太宗收权过度，边将或老死，而领兵驻边者又多为无能之人，因此选用的宦官反而能力突出，成为戍守边防、领兵作战的重要力量。《谈苑》中除这一条外，“太宗不欲宦者预政”条亦记载了宋初宦官预军参政的一些情况，不少研究者以此为宋初宦官权力被统治者控制的例子而广为引用。然而事实上，王继恩并未如同太宗所说不准预政，翻检《宋史?宦者传》便知一二。“张继能”条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宋初宦官并非如太宗所说的不让参预政事，其中透露的信息也说明并不是所有宦官都是玩忽职守的无能之辈，宋初的宦官能出任外事，其自身是有一定能力的。他们担任巡检与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等官，同样是各个驻地的统兵官。可见宦官并不仅仅是一个监督者，更是与武将并肩作战的统兵官。从张继能诗可以看到这些担任边镇监军、钤辖的宦官多是为报国恩皇恩的忠贞之人，我们在怜惜守边将士的劳苦时，也不应该忘记有不少担任监军的宦官同样在承受着戍边之苦。关于忠孝节义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探讨，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会着眼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之所以得到研究者长期的关注，是因为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社会能够稳定繁荣、长治久安，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乱有之，人们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兴、社会如何治的问题。人们不断思考的结果便是道德伦理对于维护稳定、社会风俗有着极大的影响。
宦官监军是唐五代以来的惯习，然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君王动辄受制于宦官之事层出不穷，与藩镇跋扈兵将骄悍同为祸患。有能力的宦官更有威胁皇权国政的可能，何以宋太宗频频用之？藩镇割据、势力深厚、拥兵自重、造反叛乱极易发生，而宦官身为内廷侍臣，即使统兵也难让手下将领军校信服，鄙视者多。他们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军权，故而晚唐宦官多与节度使们对抗，抑制了藩镇势力，且又无法登上至尊之位，为了自保必须维护皇帝的统治，实际上也就维护了中央集权。因此较之宦官，宋初统治者显然更忌讳武将一些。宦官并不实际掌管军权，每次领军出征、随大军作战，只是暂时的权宜之法，战争结束，其领兵的权利也会被收回。而武将的职责便是领兵作战、保家卫国，他们常年处身军队，与士兵将校之间极易拉帮结派形成势力。从五代的皇帝都是位高权重的藩镇将帅即可知，武将掌权时间稍长就有可能出现威胁皇权的因素。因而在削夺节度使权力后，文臣被派至地方掌行政权，那么领兵作战时部分权力也从皇帝手中下放给宦官。这时的宦官都是以皇帝的代理人身份预军事的，他们没有自主权，在领军参与作战的同时肩负着监视将领的任务。宦官无子嗣，无法名正言顺进入权力阶层，即使与大臣们来往交接，他们之间也是互相防备制约的。宦官参政预军后不可能像血缘裙带之亲那样形成势力，故统治者更喜欢任用宦官作为耳目和信使。
这些宦官莅职谨恪、忠贞诚信，又多是温良柔顺之辈，较武将更易掌握，故太祖、太宗朝所任用的大多都是忠于皇室的能干之人，他们能与武将们配合得当，屡次立下战功，因此得到了君主的重用。张继能说：“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必定会承受统治者一定的私恩，处上位者以此得到宦官们的忠诚而使之为己所用。如王继恩辈从太祖朝便是宋太宗的亲信，太宗得以即位，他功不可没。宋代宦官基本上是帝王亲信，如邓守恩、卫绍钦、李神福等皆自幼给事晋邸，太宗对他们的性格、缺点、所长了如指掌，故能在战争政事中任用合宜，为其统治的巩固提供了助力。兼之久经战事，太宗对他们的能力有所了解，因此能在“淳化五年正月，命昭宣使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使，讨狂贼李顺，军中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管内诸州系囚，除十恶及官与犯枉法赃外，悉得以便宜决遣”。[10](6993)而王继恩也率将领们基本平定了战乱。可见宋初二帝任用宦官预军并非只看其忠诚而不顾及其他。忠诚度是他们选取担任监军一职的宦官的首要条件，而宦官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李神福虽然从太宗征伐过太原，但其作用只在于攻城时，往来梯冲间宣传诏命，之后也不再预军事。蓝继宗从征太原时，也是传诏营陈
间，因多称旨意，之后温仲舒谕酋豪使献其地，太宗便遣他往按视。《谈苑》“刘吉”条里谈及的石全振也一直只从事传令、护送军备物资等事务。而对于善征战者如韩守英、卫绍钦、张继能、秦翰辈，太宗或任用将兵参战，或使之督修边防，有效地防御了北方边境，为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缔造了安宁和平的环境。军的宦官当然也有大大小小的性格缺陷和贪图权财的弱点，但是他们保卫了的边疆，维护了政治的稳定，因此他们的功劳不应该忽视。仅凭忠诚，太祖、太宗或许会任用宦官为监军，成为监督将领的耳目，但决不可能让他们领兵参战。从宦官领禁军作战的大小战争结果看，宦官里参与各类军事活动的都是有能力之人和敢于舍生忘死之辈。不少宦官的升迁是他们在战场上流血流汗换得的。宋初统治者既从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藩镇节帅的威胁，也看到了宦官的能力和他们对维护皇权的帮助。于是从宋太祖起就有计划地让宦官参与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建设工作，与文武百官相互牵制，一同成为维护北宋中央集权的组成部分。杨亿对于宦官没有普通文人惯常的偏见，他在与门人的闲谈中谈及才德兼备的张继能，并且细致描述了宋初边疆戍守的情况，保留了极为难得的文献，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史书记载的关于宋初宦官们参与建设的史实与真实心理状态，亦了解了他们尚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文学修养，确实有成为宋初统治者助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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