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动人口的储蓄率和劳动供给远超过非流动人口。文章利用理论模型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落户意愿以及居住地资产情况对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会因考虑未来收入下降而储蓄率更多，劳动供给更高，这支持劳动跨期替代假说;而本地无房的流动人口储蓄率更高，劳动供给更多，这支持安家成本假说。流动人口的高储蓄率、高劳动供给行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随迁的家庭和相对低技能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费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携子女、父母举家迁移的家庭和相对高技能者则是为了能够解决安家成本以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前者，政府可通过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积极促进返乡人员就近就业以及返乡创业，减弱跨期替代的影响;对于后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提高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可及性，降低落户限制，则更为有效。
关键词：跨期替代;安家成本;储蓄率;劳动供给
一、引 言
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流动是我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从2000年的1.2亿增加到2018年的2.41亿，约占总人口的17.28%，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虽然自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有少量下降，但是仍保持较大比重。
人口统计论文范例：江苏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探究
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流动人口更少消费和闲暇，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参与程度更高，过度劳动概率更大。根据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狭义消费和广义消费的农户家庭储蓄率分别为40.9%和15.8%(谢勇，2011)，而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三地流动人口平均家庭储蓄率达54.6%，剔除向家乡寄送的存款后仍然高达46.4%。
本文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为47.66%，比城镇居民家庭低了20.23%，而储蓄倾向则相对高了20.23%。而且，流动人口过度劳动问题也很突出。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然而，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外出务工人员占78.04%，每周超过50小时进行过度劳动的外出务工人员占65.37%。
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1%微观抽样数据，比较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工作时间也发现，非流动人口每周仅工作44.98小时，而流动人口则每周工作51.69小时，后者约比前者每周工作时长多15%。而超时和超强度劳动将会显著地影响迁移工人的健康状况(朱玲，2009;祝仲坤，2020)。
研究流动人口高储蓄率和高劳动供给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宏观角度来看，大量流动人口在经济繁荣时期进入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相对不景气时返回家乡，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和奇观。在发达经济体中劳动供给在经济周期中存在大规模的顺周期调整，即在经济繁荣时期劳动者总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参与增加(Farber，2005;Coile和Levine，2007;Veracierto，2008)。一种解释是劳动者存在劳动跨期替代行为，在经济周期中引起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变化，构成驱动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机制之一。
分析流动人口的储蓄和劳动供给背后的驱动因素和作用机理，有助于理解我国总体宏观储蓄和劳动供给的规律。本文研究发现：无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会因考虑未来收入下降而储蓄率更多，劳动供给更高，这支持劳动跨期替代假说;在本地无房的流动人口储蓄率更高，劳动供给更多，这支持安家成本假说。流动人口的高储蓄率、高劳动供给行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随迁的家庭和相对低技能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费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携子女、父母举家迁移的家庭和相对高技能者则是为了能够解决安家成本以融入当地社会。
本文的贡献为：第一，在讨论流动人口高储蓄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高劳动供给的成因，更为全面地分析了流动人口福利状况;第二，根据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将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及安家成本纳入效用函数，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跨期替代假说和安家成本假说在中国成立的事实;第三，将流动人口划分为有意愿留下和打算返乡两部分群体，分析了他们的储蓄和劳动供给行为动机的异质性。 因此，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国内外文献梳理和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构建一个简要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跨期劳动替代以及安家成本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储蓄和劳动供给行为;第四部分为数据来源和变量界定;第五部分为主要计量回归结果;第六部分进行异质性和稳健性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在流动人口高储蓄和高劳动供给行为文献中，更多地围绕前者展开，而对后者关注较少。学者从不同维度对流动人口高储蓄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第一，从流动人口特殊的社会背景出发。这部分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背景特殊，例如他们流动性强、收入稳定性差等，相比本地人口他们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会挤占当期的消费需求(Chen，2018;谭静等，2014);第二，从流动人口家庭居住模式差异展开。他们认为流动人口之所以消费少是由于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了特殊的居住模式，常常需要与父母子女异地居住。对此，流动人口会通过向其老家父母、子女汇款保持经济纽带关系，必然会减少其在流入地的消费(晁钢令和万广圣，2016;梁文泉，2018);第三，从流动人口消费偏好解释。
这部分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消费观念明显有别于城镇本地居民，农民工往往呈现简朴型消费特征(杭斌，2009)。而与此同时，虽然工资以及信贷约束(Huo和Ríos-Rull，2020;Bui和Ume，2020)、住房财富和保险(Li等，2020;张川川等，2014)等已被证实会影响到个体劳动供给决策，然而专门针对流动人口高劳动供给现象成因的研究极少。目前，流动人口劳动供给这方面的文献还是更多侧重于超时劳动和健康关系的讨论(朱玲，2009;牛建林，2013;祝仲坤，2020)。
“消费−储蓄决策”和“劳动−闲暇决策”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本文认为应当被作为一个整体用以分析和验证影响个体行为和福利水平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也就是说，任何解释流动人口行为的理论都必须同时解释高储蓄率和高劳动供给这两个共生现象，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本文提出的劳动跨期替代与安家成本理论都不仅能够解释流动人口的高储蓄问题，还可以解释高劳动供给现象。
而且我国存在一些独特的影响流动人口福利问题的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因此大部分研究将关注点主要放在这些制度因素产生的负外部性上(陈斌开等，2010;梁文泉，2018)。然而，本文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看到，当被问及“如果满足落户条件，你愿意落户吗?”问题，2011−2017年的近93万样本中仅有57.9%的样本回答愿意。也就是说，仍有超40%的流动人口仅仅只是为了可以来大城市“淘金”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考虑“打算返乡(去)”和“有意愿留下(留)”这两部分群体的异质性，有意愿落户和打算返乡流动人口的高储蓄和高劳动供给的动机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相应的支持性政策也应有所差异。
关于流动人口高储蓄率和高劳动供给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以下两种潜在解释：
其一，跨期替代假说。流动人口之所以发生迁移是因为能够在迁入地取得更高的收入，处于生命期内高收入阶段;而未来尤其是年老后迁回原居住地，收入可能下降。因此根据劳动跨期替代假说，流动人口会利用当前高收入状态，提供更多劳动获取收入，用于未来返乡后消费(Farber，2005)。
其二，安家成本假说。由于户籍限制，中国不少流动人口没有办法享受和本地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储蓄以满足未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流动人口迁移后面临着许多为融入当地社会要付出的成本，如需要购买住房。只有克服了这些迁移带来的成本，解决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后顾之忧，流动人口才能在当地立足，安心地长期居留(陈斌开等，2010;梁文泉，2018)。
三、理论分析
(一)理论框架
本文借鉴Galor和Stark(1990，1991)、Dustmann(1997)等研究，构建了一个刻画中国流动人口储蓄和劳动供给行为的简要模型。这里可以求解出本数值例子中储蓄率、劳动供给与居留概率以及安家成本之间的关系。随着居留概率的提高，流动者的储蓄率和劳动供给下降。在居留概率为零或者说确定回迁时，流动者储蓄率为0.28，而当居留概率达到0.5时，储蓄率就下降到了0.25，下降百分比为11%。同时，劳动供给下降了1.8%。
反之，如果居留概率从1下降到0，或者说从确定不回迁跳至确定回迁的状态，则储蓄上升幅度近50%，而劳动供给上升幅度约3.8%。这种居留概率和储蓄率以及劳动供给之间的反相关关系与劳动跨期替代假说是完全一致的。模型还预测，回迁地收入越低，劳动者越需要劳动跨期替代，储蓄率和劳动参与都将更高。因此从理论模型模拟结果来看，在基准情形中，如果回迁地工资从0.725下降到0.5，则储蓄率将从23.77%上升到28.57%，而劳动供给从68.62%上升到70%。
安家成本越高，则流动者需要更多的储蓄，也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当安家成本从基准情形时的0上升到0.5时，储蓄率上升幅度达到33.2%，劳动供给上升幅度为3.36%。注意这一上升幅度与居留概率从0.80下降到0时基本相同。本文通过改变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结论不变。因此，从理论模型看，劳动跨期替代和安家成本假说都可以在逻辑上以及合理的参数范围内解释流动人口的高储蓄率和高劳动供给现象。究竟哪个理论更富有解释力是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主要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并为了使结果具有外推性，本文同样采用2011年−2017年数据样本进行混合截面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部分地市级的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等。
(二)被解释变量
1.储蓄率。被解释变量“家庭储蓄率”本文依照谭静等(2014)的方法，将家庭全部储蓄额设定为家庭月平均收入减去月平均支出，储蓄率为全部储蓄额除以家庭月收入，记为“家庭储蓄率1”;为降低估计结果对极端值的敏感性，使误差项更好地满足正态性假设，本文参照程令国和张晔(2011)的方法，将储蓄率表示为log(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记为“家庭储蓄率2”。本文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中使用“家庭储蓄率2”。
2.劳动供给。被解释变量“劳动供给”包括三个方面。即“劳动时间、劳动参与以及过度劳动”。对于有劳动供给活动的，参考叶菁菁等(2014)和张川川等(2014)，按照“每周工作小时数”度量劳动供给的劳动时间，即集约边际(IntensiveMargin);对于可能退出劳动供给者本文采用“是否提供劳动”度量劳动参与，即广延边际(ExtensiveMargin)。
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每周工作时间小于1小时计算为不参加劳动。具体问题是：参照问卷中的“您今年‘五一’前一周是否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因此，回答“是”表示参加工作，“否”表示未参加工作，并记为“劳动参与1”。但是，上述问题仍然无法完全排除未参加工作的流动人口不是失业者。因而，我们参考叶菁菁等(2014)进一步采用具体问题：“您现在的就业身份是?”回答“雇员(零工、散工、正式工)”“雇主”“自营劳动者”表示未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其他则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
本文将其记为“劳动参与2”。另外，为进一步考察流动人口“过度劳动”状况，根据《劳动法》并同时参考朱玲(2009)以及祝仲坤(2020)的研究，将“周工作时间是否大于五十小时”衡量“是否过度劳动”，其中周工作时间大于等于50小时(过度劳动=1)，小于50小时(无过度劳动=0)，并记为“过度劳动”。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中使用“劳动参与1”“劳动参与2”和“过度劳动”。
(三)主要解释变量落户意愿为核心解释变量，作为居留概率的代理变量，由问卷题目“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回答“愿意”为1，“不愿意”为0;是否在本地无房，为安家成本的代理变量，在本地无房意味着流动人口需要克服在迁入地安居的重要一环即拥有住房。该变量来自问题“你在本地是否有购房”和“你现在所住房屋类型是什么”，回答“有自建房”或“自购房”为0，反之为1;是否跨省流动，为安家成本的代理变量，其中跨省流动为1，跨市或跨县为0。
五、主要计量回归结果及进一步分析
(一)基准回归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首先对理论的核心结论进行论证。表3第(1)−(3)列考察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安家成本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第(4)−(6)列考察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安家成本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回归表明，有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储蓄更少。或者说，不打算落户并在未来拟迁回的流动人口相比有落户意愿流动人口储蓄率更高。在控制职业、行业和城市虚拟变量，以及加入是否在本地无房、跨省流动变量及其交互项后，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在未来拟迁回的流动人口比有意愿落户的流动人口储蓄率高了2.11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与上文提出的劳动跨期替代假说预测是一致的。即不打算落户的流动人口会通过更多的储蓄用于返乡后的消费。与此同时，回归结果还发现，落户意愿与劳动供给也呈负相关，即相比有意愿落户者，拟回迁者工作时间更长。在控制职业、行业和城市虚拟变量，以及加入是否在本地无房、跨省流动变量及其交互项后，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未来拟迁回的流动人口比有意愿落户的流动人口每周工作时间多了2个小时。在劳动供给方面同样支持劳动跨期替代假说，即流动人口之所以发生迁移是因为在现居住地能取得更高的收入，处于生命期内高收入阶段，如果不打算落户，预期未来将迁回老家，则他们应当充分利用目前的高收入状态，提供更多的劳动获取收入，并更积极地储蓄用于未来返乡后的消费，实现终生的消费平滑。
六、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不同迁移模式下流动人口的储蓄和劳动供给决策。在中国，流动人口一般采用少数人先行，分批到达流入地，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家中的迁移模式。杨菊华和陈传波(2013)将迁移模式划分为：非家庭式迁移、半家庭式迁移以及完整家庭式迁移三个阶段。通过表7考察了流动人口在不同迁移模式下储蓄行为和劳动供给决策的差异。从落户意愿的系数看，发现落户意愿的系数和显著性在独自迁移以及仅与配偶一起迁移模式下更高，而在携子女以及携父母举家迁移这两种模式递进的情况下系数逐渐减小，甚至并不显著。这表明子女、父母留在老家是迁移人口发生劳动跨期替代的一大动因。观察是否跨省迁移对储蓄和劳动供给，发现系数显著随着迁移阶段的递进逐渐上升。这说明，携子女、父母一起迁移的流动人口家庭，他们在迁入地安家的概率更大，因此跨期替代的影响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安家成本的影响增强，即他们会为了克服在迁入地的安家成本而努力储蓄和工作。
然而，在是否无房对储蓄和劳动供给影响的系数上却没有看到和跨省迁移一样稳健的趋势，原因可能是无房的组受经济和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约束更强，子女、父母的随迁会产生更大的消费，以及为照顾家人占用更多的工作时间。为进一步检验这一猜测的合理性，本文将家庭储蓄率替换为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其中将消费支出剔除了住房等具有规模效应的支出。随着准备在本地安家的意愿更强之后，为克服安家成本，这部分群体会进一步缩减消费。另外，通过将劳动参与1替换劳动时间作为劳动供给代理变量，同样也发现是否有房系数随着家庭化迁移递进中逐渐增大。
七、研究结论和启示
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是中国经济的一大显著特征。这些流动人口表现出显著的“高储蓄率”和“高劳动供给”的特征。通过理论分析，本文发现“劳动跨期替代假说”和“安家成本假说”都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典型特征。利用跨期替代模型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发现：首先，落户意愿较低的流动人口会更多地进行储蓄和更努力地工作。并且，随着地区之间收入差异逐渐加大，迁入地平均工资比迁出地高出越多，拟回迁者的储蓄将越高，劳动供给也更多;这些结果与劳动跨期替代假说是一致的。其次，对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越高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更多地储蓄和劳动。而且，在同样的居留意愿下，面临更高的落户门槛且有更高公共服务需求的流动人口，他们必须依靠更多储蓄和更积极地工作来满足各种公共服务需求，从而克服安家成本实现长期居留。
这些结果支持安家成本假说;最后，劳动跨期替代主要发生在子女、父母未能随迁以及低技能水平的群体，而携子女、父母随迁以及高技能水平的流动人口主要受安家成本的影响。尽管本文主要着眼于分析各种理论对流动人口高储蓄率和高劳动供给现象的解释力，但本文的结论仍然带来一些政策启示：第一，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原户籍地可以因地制宜发展相应产业与承接产业转移，促进返乡务工人员就近就业;优化政策帮扶，助力返乡创业。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可及性，降低在本地就业生活5年以上、举家迁移、高技能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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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熠，陶旭辉，宗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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