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探究面向数字人文的项目管理框架，以期改进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方式，促进数字人文项目可持续发展。文章采用扎根理论法，对8所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项目管理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及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是由项目界定、项目规划、项目实施及项目结束四个关键阶段组构成的理论框架;各阶段组包含不同的活动集，阶段关口包括提案、章程、计划及可交付成果;由于项目迭代和知识共享将促进在原有的项目中产生新问题，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是循环更迭的。基于此提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启示。
关键词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数字人文项目数字人文中心
0引言
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不仅顺应我国将项目管理应用于科研领域的趋势，也是数字人文项目实践的迫切要求。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中强调“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
随着科研项目自主权不断扩大，对科研机构自身项目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微观领域来看，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以项目制为主开展实践活动，涉及多维度的规划、协作和管理。但项目管理对于数字人文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被降级。一方面，项目管理既不属于领域内专业知识，也非技术专长，而被忽略;另一方面，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相关的会议及课程更多关注的是项目规划而非项目管理[2]。为此，如何将项目管理应用于数字人文项目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选取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获取资料数据并进行编码分析，在识别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主要阶段及各阶段关系的基础上，以期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DigitalHumanitiesProjectManagementFramework,DHPMF)。该框架的提出不仅对当前少有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理论研究做出补充，而且具有较好的可调性，可推广到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以期优化数字人文项目管理。
1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
1.1项目管理
关于项目管理(ProjectManagement)的定义，首先需要理解“项目”的内涵。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rojectManagementInstitute,PMI)[3]、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ProjectManagementAssociation,IPMA)[4]及英国项目管理协会(AssociationforProjectManagement,APM)[5]三大国际项目管理机构对“项目”的界定可归纳为：项目是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临时性工作;其对“项目管理”的界定可归纳为：项目管理是将知识、技能、工具与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以实现项目特定的目标[3-5]。项目管理能帮助组织创造价值和效益，而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不同领域的项目各有特点，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实施项目管理。因此，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需要基于数字人文项目的特征而进行合理地设计。
1.2数字人文项目
项目是数字人文的基本单位[6]。随着数字人文项目纷纷开展，人文学者对“项目”有着基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理解，如，SusanBrown等人认为学者们通常以项目组织数字人文研究工作，而这些项目是面向未来的，重点是实现预期成果和发掘潜力[7]。AnneBurdick等人认为在该领域，“项目”除了是名词外，更多语境下使用其动词词性，即数字人文项目具有展望性和投射性，涉及多个循环反复的流程和多维度上的协调、实验和生产[6]。国内学者韩豫哲认为数字人文项目呈现实践性、合作性、现实性等特点[8]。可见，数字人文项目既有一般项目的性质，也带有数字人文领域的色彩。数字人文项目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问题(主题)导向，数字人文项目通常围绕一个研究问题或者面向特定主题的资源库展开;二是探索性，数字人文项目是面向未来的。数字人文研究工作是以创新人文知识为基础的生产性、实验性和持续性的研究过程。与传统人文项目不同的是，数字人文鼓励迭代和包容失败促使项目持续性开发;三是合作性，数字人文项目是基于团队的跨界协作。在人文知识与数字技术的交织下，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往往需要有不同专业技能的合作者;四是依托网络基础设施，数字人文项目由设计到呈现都离不开网络基础设施。共享平台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项目过程中涉及诸如数据融合、记录迁移等困境。
1.3数字人文项目管理
对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DigitalHumanitiesProjectManagement,DHPM)”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一方面，借鉴项目管理概念，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定义为：应用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方法、工具与技能，对数字人文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
另一方面，学界虽然对这一概念未有明确的定义，但较多的学者认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与传统的项目管理存在差异。LynneSiemens对“如何将一系列面向商业的项目管理工具和技术传授于数字人文社区的人”问题进行探讨[9]。EdinTabak提出“考虑到数字人文项目的特点，需要开发更适用于该领域的项目管理模型、原则和方法”[10]。因此，基于领域视角，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本质上是项目管理在数字人文项目中的特色化应用，即根据数字人文项目的特性，对项目管理的原则、方法与工具等进行灵活地调整。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复杂性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一是，数字人文项目的特性决定了其管理过程的差异。区别于传统的人文项目，数字人文项目由传统的单人模式向协作生产转变，分布式知识的生产对知识的整合造成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持续时间较长以及人员流动性较强的项目中，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使模块化和渐进化成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主要特点;区别于数字项目，数字人文项目是超越简单的人文资料数字化或数据仓库构建而迈向人文知识与数字技术融合的综合性研究。
其中，存在着由于计算与人文之间思维方式和实践的差异而产生的多样化的声音。达成共识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所面临的难点之一;二是，已有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包括了五大过程组和十大知识领域，但并非将这些知识原封不动地应用于所有项目[3]。因此，如何基于数字人文项目的特性对这些知识进行必要地裁剪，使项目管理更适用于具体场景，需要从具体的项目实践中提炼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1.4相关研究述评
学者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从“人”的视角出发，探讨“人”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的作用。如，聚焦于项目团队，LynneSiemens通过与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数字人文研究团队访谈，探讨了团队的性质及成功要素等问题[11]。或侧重于团队成员，BrettD.Currier等人探讨公共服务图书馆员、技术服务馆员和行政图书馆员三种类型馆员的技能如何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阶段相协调[12]。
ArianneHartsell-Gundy等人概述了研究图书馆员与数字项目研究人员如何合作完成关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校园学生激进主义”的数字项目[13];二是从“项目”的视角出发，探讨项目管理各环节以及管理模式。如，关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部分阶段，SusanBrown等人通过回顾“Orlando”项目，探讨了数字人文项目与“完成”的关系[7]。CauserTim等人通过回顾“TranscribeBentham”项目，提出“项目管理的重要部分是在项目完成时进行反思，以吸取教训”这一观点[14]。
还有部分学者从整体上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过程或模型进行研究，如，AshleyReed通过对“WilliamBlakeArchive”项目管理实践进行案例研究，探讨了已建立的数字人文项目在管理上的挑战并提出建议[2]。EdinTabak将学术信息实践的模型与敏捷软件开发的相关概念相结合，设计出用于管理数字人文项目的混合模型[10]。在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国内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研究较少。
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技能，如，苏芳荔等提出项目管理技能成为数字人文工作任职要求之一[15];还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如，汪莉将开展项目管理计划视为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跨学科合作的策略之一[16]。这反映出国内淡化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问题，并没有单独地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视为研究主题。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较多基于单案例或单要素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研究，鲜有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实践共性进行提炼，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理论体系缺乏探索。因此，本研究从已应用于实际项目的各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提炼共性，构建面向数字人文领域的项目管理框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2研究设计
2.1研究思路
数字人文项目依托数字人文中心开展，项目管理是数字人文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17]。因此，本文以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为调查对象，通过访问各中心网站，初步了解项目管理实践现状;其次，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采取扎根理论方法，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中心作为研究对象并获取与项目管理相关的资料数据，以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为工具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最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扎根理论法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实践开展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由Glazer等于1960年代提出，是一种在经验资料上构建理论的归纳性的质性研究方法[18]，适合于在研究课题不太成熟的背景下进行理论的探索。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收集的文本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饱和性检验，并在编码过程中不断抽象和比较，以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2.3对象选取
本研究对具备可访问性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
一是范围内标准，所选取的中心(非高校的研究中心除外)具有明确开展项目管理的标识，如网站或具体数字人文项目中的相关文字介绍及公开文件等;二是领域内标准，明确该中心项目管理是围绕数字人文项目开展，而非将一般科研项目管理套用于数字人文领域;三是影响力标准，选取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开展较好，保持项目的输出和更新及获得认可的中心。
本研究的对象选取过程如下：一是以国际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中已登记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作为调查对象，并根据这些中心的网站所推荐的其他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实践进行扩检，整理出备选名单;二是依据以上标准，最终确定8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作为对象，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埃默里大学、耶鲁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布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及康涅狄格大学。上述所选中心是数字人文领域的知名机构，如埃默里大学及布朗大学等多次作为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研究的典型案例[19-20]。此外，这些中心在项目管理方面也颇受认可。如普林斯顿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及康涅狄格大学等数字人文中心相关人员在2018年墨西哥城数字人文会议上发表了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有关的会议报告[21-22]。因此这8所中心在数字人文领域和项目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3研究过程
3.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对以上8个中心网站所涉及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资料进行收集，包括项目管理的网页介绍和公开文件(如示例文档、文档说明及具体项目的有关资料)。
但是，扎根理论研究是数据收集与分析交互进行的过程，每次收集的数据经过分析会产生新的概念或问题。因而，数据的收集方法需要随研究过程而调整。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这8所中心的项目经理所发表的有关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博客、研讨会报告等文献进行收集，以提高数据的深度与广度。经过反复阅读和筛选，本研究剔除掉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关联较弱及公开文件隶属于其他机构的资料，最终确定60篇。本研究于2021年3月20日至4月21日进行，以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为研究工具，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网页资料转换成符合NVivo12的文本格式后，和其他资料一起导入到NVivo12并展开编码分析工作。
3.2数据编码
首先是对原始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旨在实现原始数据的概念化和范畴化。考虑到语义的完整，本研究对60篇原始资料进行逐句分析。为避免主观上的影响，本研究从原始文本中提取出涉及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重要语句，通过删减其中无效词语得到关键词语，将同义、近义的关键词语进行调整和筛选，提炼出初始概念。其中，将重复频次少于2次的初始概念删减，得到39个初始概念。通过对概念的抽象和整合，共获得12个范畴。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所形成的初步范畴的基础上，通过挖掘范畴之间的关联(如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差异关系等[23])，以提炼出主范畴。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借助时间先后关系及语义关系，对12个初步范畴进行比较和归纳，最终形成4个主范畴。
选择性编码阶段是从主范畴中抽象提炼出核心范畴，系统地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关系，以“故事线”的形式描绘范畴间的关联，并用原始资料加以验证。这里的故事线是指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完成“故事线”后也就发展出新的实质理论构架[24]。本研究通过持续比较与分析上述4个主范畴，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确定为核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描绘了一条清晰的故事线，进而构建出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3.3理论饱和度检验
按照扎根理论的规范流程，本研究对预留的后3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布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及康涅狄格大学)的项目管理资料重新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结果未发现新的重要概念及已有范畴之间的新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编码在理论上已达到饱和。
4研究结果与分析
根据扎根理论结果，围绕“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这一核心范畴，用“故事线”归纳和构建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DHPMF)。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是由具有逻辑关系的关键项目阶段组构成的理论框架，包括以下阶段组：项目界定、项目规划、项目实施及项目结束。各阶段组是递进的，提案、章程、计划及可交付成果是阶段间转换的关口。各阶段组由一系列旨在实现数字人文项目不同阶段目标的项目活动集构成，不同阶段组包含不同的活动集。
4.1项目界定
项目界定是为了确保利益相关者在全面规划和实施之前就数字人文项目的目标、范围、成果等达成一致的过程。定义项目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过程的第一步[9]，活动集为提案、可行性评估和制定项目章程，旨在实现项目概念化，使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统一，减少未来合作中产生误解的可能性。首先，提案作为项目界定阶段的输入，最初来自于个人的想法或研究问题，通过初步讨论，探索议题发展为项目的可能。其次，由个人提出的议题转变为集体目标，需要经过数字人文中心集体评估。数字人文中心成员可分为以下角色：D角色(D-role)，承担项目有关数字方面的工作;H角色(H-role)，承担项目有关人文方面的工作;DH角色(DH-role)，承担项目有关数字与人文相结合的工作[10]。
集体评估是经过以上三种角色按集体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的重要环节。集体标准往往围绕机构战略目标而设定，如，伦敦国王学院King'sDigitalLab在可行性评估中就提出“从战略角度考虑项目的合理性”及“与RSE团队和所涉及的更广泛的机构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25]。
最后，将集体目标写入项目章程文件中。项目章程作为项目界定阶段的输出，包括以下内容：明确项目愿景，即确定项目目标、范围及主要可交付成果，阐释项目价值;制定大致的路线图，概述所有主要项目里程碑及实现这些里程碑所需的日期;项目团队简介，描述参与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及列出具体项目角色和职责;列出项目影响因素，识别出风险、约束和假设;列出项目需求，包括预算及资源;数字输出的未来计划，即设计数字输出的保存计划。
在项目界定的过程中，由研究问题发展为数字人文项目，由个人目标发展为团队愿景，离不开多方参与主体的协商。如，耶鲁大学DigitalHumanitiesLab“初步咨询是探索项目远景，范围并评估其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可行性的机会。”[26]将协商后达成的共识写入项目章程后，共识成为承诺。一旦项目章程获得批准，项目将正式启动。
4.2项目规划
项目规划是创建面向项目及其过程的行动方案，旨在减少数字人文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时“认识到不确定性不能完全消除”[9]。因此，基于数字人文项目的探索性，项目规划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其活动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工作计划是针对数字人文项目过程的规划。扎根理论结果显示，工作计划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沟通计划，以确定沟通对象、需求及渠道。如埃默里大学ECDS在制定此计划时需要“识别人们对项目的兴趣及沟通需求”[27];二是制定时间表，以明确项目主要里程碑和截止日期，并建立清晰的工作流程。时间表的制定还需要考虑人员变动导致计划调整。设计方案是针对项目的规划。其制定过程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
一是设计方法。扎根理论结果显示，数字人文项目较多采用最小可行产品(MinimumViableProduct，MVP)作为开发方法。如普林斯顿大学CDH之所以选择MVP产品迭代开发方法，是因为“无法准确预测开发和数据工作将如何发展。”[28];二是设计材料，即选择基础设施并组织数字资源。最终，创建设计草稿，将其纳入到设计方案中。
数据管理计划概述了数据类型、组织、保存以及分享等方面内容，以指导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管理实践。如普林斯顿大学CDH的数据管理计划[29]包括以下内容：“数字类型和存储格式(Typesofdataandstorageformat)”、“数据标准和捕获程序(DataStandardsandCaptureProcedures)”、“数据存储、安全性和备份(Datastorage,securityandbackup)”、“访问、共享和重用(Access,Sharing&Reuse)”以及“长期保存计划(Long-termpreservationplan)”。
5研究结论与讨论
从上文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该框架是面向数字人文项目渐进式发展过程的基本管理框架，由项目界定、项目规划、项目实施及项目结束四个关键阶段组构成。提案、章程、计划及可交付成果不仅是阶段关口，也是各阶段的成果，映射出项目的迭代及知识的继承与创新。数字人文项目结束是暂时的，无论是受到外部技术环境的变化，还是内部数据重用，都将促进在原有的项目中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是循环更迭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该框架的要素都来自于目前已有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最佳实践，是对这些实践的共性特征的凝练，能作为我国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基本框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该框架具有可调节性。各高校能根据自身数字人文项目实践情况，对本研究所提出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进行“本土化”，形成带有本校特色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体系。除了具有上述的应用价值，该框架也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带来以下启示：
(1)团队合作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关键。在数字人文项目实践中，团队合作所面临的挑战是多学科背景下的沟通问题。因此，无论是通过项目章程达成理念上的一致还是通过沟通计划达成工作上的融洽，都需要尽量避免因误解而给项目带来的干扰。此外，团队沟通和协作策略将随着项目推进而改变，项目初期的沟通方式不适用于成熟项目。
(2)宣传推广已成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必要环节。与传统人文项目成果的区别是，数字输出是数字人文项目的代表性成果。对数字输出的推广不仅可以提升项目的“能见度”，更多的是促进项目成果向社会转化。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需结合项目特性开展宣传活动，考虑包括受众、推广平台及推广形式等要素。
(3)项目可持续发展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所面临的挑战。随着数字环境的发展，受到技术更迭、资金不足及人员替换等影响，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及成果能否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保持长期访问及共享，是检验项目管理能否取得良好成效的试金石。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长期的保存策略是不可或缺的。而保存策略需要兼顾项目当前及未来的可用性。
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受到时间、信息及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研究对象和数据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国内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刚刚成立，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还在探索，对象选取仅限于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另一方面，数据以二手资料为主。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国内各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数据及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数据加入进来;二是研究还仅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后续的研究可以基于此框架展开量化实证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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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饶梓欣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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