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关键词:经济分化;社会地位;边缘阶层;农村公共文化
一、边缘阶层的研究脉络
近年来相继发生的以底层群体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与反社会事件不断进入大众视野并挑动着大家的神经，为此我们需要正视与解析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社会问题。底层与边缘群体这一研究主体成为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为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回答何为边缘阶层、边缘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及边缘阶层与精英及主流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等问题。本文的边缘阶层主要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角度予以界定，与之相近的概念包括底层、弱势群体与下层等。既有对边缘阶层的界定主要从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角度入手。
从政治资本角度理解边缘阶层的生成与行动以印度底层学派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学术界基于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史观的反思提出了底层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下的边缘阶层为在政治结构中处于被支配的群体。底层研究的影响迅速由印度扩展至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形成了以古哈、查特吉等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底层研究的崛起与旧的国家政治结构开始弱化，底层阶级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有关[1]。
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调查发现底层农民与地主之间基本能够达成保障农民生存安全的共识，在地主试图突破这一界限时底层农民往往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非正式抗争，相反革命运动很少见[2]。底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底层不再当作精英的附属而将其看作独立与能动的主体，主要从“支配”与“霸权”等政治行动层面探讨与精英相对的底层的行动策略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内众多研究者接续了底层研究范式，侧重于底层的动员与组织、行动策略等，底层群体在微观抗争策略上甚为丰富，包括依法抗争[3]、以法抗争[4]、作为武器的弱者[5]、以身抗争[6]、弱者的“韧武器”[7]等。
与之相对的不少研究者从经济资本占有多寡角度探讨边缘阶层。基于对全国性宏观收入数据的统计结果，研究者普遍承认当前中国边缘阶层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三类群体[8]。学界对边缘阶层的不利处境的分析偏重于正式的制度层面。城乡关系中城市对农村资源的持续吸纳，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为农民的社会流动增加障碍，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就业与福利保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
李强进一步探讨了边缘阶层生成的制度性过程，区分了“竞争型边缘化”与“非竞争型边缘化”两种类型，重点阐释了户籍与教育等制度障碍对边缘人群的形塑[9]。边缘阶层的弱势处境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为学界所关注，孙立平提出了“失衡与断裂”的总体性判断，即在社会等级和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社会结构的分化趋于定型化[10]。
李强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描述为倒丁字型，这种结构下社会群体之间处于一种对立、矛盾或冲突的状态，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社会陷于“结构紧张”[11]。总体上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农村与农民相对于城市与市民处于弱势的边缘地位，农村与农民为一相对均质化的实体，但这无法解释倘若农民整体作为边缘阶层，中国在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何以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
事实上在当前剧变的转型社会，农村与农民之间的分化趋于明显，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农村社会内部才可以理解边缘阶层的深层行为逻辑以及主观心态，进而透视他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学界主要从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角度对宏观的总体的边缘阶层予以界定与理解，本文对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的界定偏重于社会地位角度。
村庄社会内部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主要为做人成功与否与面子大小，社会地位的获得依赖于地方性规范中所认可的主导资本，村庄社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主导资本的变化推动着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不同时期村庄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中心—边缘阶层构成发生转变。所谓边缘阶层即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下层位置的群体，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本文将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缘阶层称之为传统边缘阶层，将改革开放之后的边缘阶层称之为新边缘阶层。
本文所运用的分析资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2014年6月、2014年9月、2015年6月、2016年10月、2017年3月与2017年5月先后在浙江慈溪田村①、浙江诸暨店村、浙江宁海金村、浙江宁海杨村、浙江诸暨杭村与浙江诸暨湖村的田野调查，调查方法采用半结构的深度访谈法。之所以选择东部发达农村作为分析对象，关键在于东部村庄虽然占农村的整体比重小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这对我们窥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村庄社会的影响很有助益。
二、道德与认同:传统时期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
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自然存在中心—边缘的地位划分，无论是传统时期还是当前市场经济时期皆是如此，只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中心—边缘地位划分的标准不同就决定了不同时期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的构成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中心—边缘的社会地位结构及其精英阶层与边缘阶层的关系形态对村庄社会结构的塑造与维系也发挥着能动作用，进而对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影响。
本文之所以将改革开放之前称为传统时期，在于这一时期村民主要以农业为收入来源，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程度不高，而且村庄社会的流动性低，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度高，村庄具有较强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地方性规范在村庄社会中效用高。
(一)传统边缘阶层的生成
传统时期村庄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中心—边缘的划分标准为道德伦理，这一道德伦理并非为抽象的标准相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主要包括对待父母是否孝顺、兄弟之间是否团结、与邻里交往是否占便宜及对待集体事务是否积极等。之所以传统时期道德伦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上内容，目的在于维持村庄社会生活秩序，亦即“由德入礼，进而实现礼治”。
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的多寡决定着传统时期村民的社会地位，那些被村民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处于精英地位，相反那些没能孝顺父母、爱占小便宜以及对待公共事务喜欢搭便车的则处于边缘地位。本文的文化资本并非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在公共层面上遵从道德伦理规范的程度。在村民看来品行优良意味着会做人与有面子，即精英能够受到他人的承认;与之相对的那些品行低劣的自然做人失败与没有面子，沦落成边缘阶层受到社会排斥，没人愿意与之打交道。在村民间经济收入处于相对均质化的情况下，经济收入水平对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处于次要地位，经济资本与社会地位并非呈正相关，亦即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一定高于佃户。
之所以传统时期道德伦理构成形塑社会地位的关键，在于村庄社会内生秩序维系的需要，在“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村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内生的精英与地方性规范维持。村民在长时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孕育出适合村庄社会秩序需要的地方性知识，这一知识体系不同于正式的法律规范而带有更多的道德意涵。道德伦理包括家庭与社区两个层次，民间精英借此对村民反复教化，直到村民将地方性知识予以内化并主动服膺于此，熟人社会中的简约治理得以实现。
地方性规范的教化包括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行为惩戒两个层面，行为惩戒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柔性舆论与刚性社区暴力两个层次。地方性规范并非与国家正式规范完全背离，其吸收了传统儒家伦理，成为村庄社会中的主导规范。边缘阶层即为违反地方性规范的群体，他们未能依照地方性规范安排自己的行动，他们处于社会地位中的边缘位置进而受到排斥意味着地方性规范对他们行为的惩戒。
相反精英即为恪守地方性规范的村民，他们由此获得会做人的社区评价，进而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占据较高的位置。传统时期道德伦理在形塑社会地位中处于关键地位得益于村庄社会的流动性低。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中村民形成了面向村庄的生活面向，村民间信息高度对称，这使得村庄舆论能够发挥很强的效用，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约制[12]。
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为地方性规范的孕育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保证了地方性规范的执行，弥散性的社区舆论通过对没有遵守地方性规范的边缘阶层进行排斥而发挥作用。在传统时期，农村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生存，这就需要实现对生产生活中超出个体及家庭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务进行互助合作，家庭作为组成村庄的基本单元需遵从维持生存的规范，于是道德伦理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村庄社会中通过对个体行为予以评判作为奖惩机制发挥效用。
“有德才有地位”成为传统时期村民的共识。“德”即为在家庭中孝顺父母与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有公心。社会地位高表明做人成功，这对于甚为在意他人评价的村民而言象征着本体性的自我实现[13]，亦即实现本体性价值，个体在与自我内心世界对话中能够对自己有所交待，这对于缺乏超越性的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即属于本土宗教信仰，因此那些完成自我实现的村民能够从容对待死亡[14]。
与之相对的社会地位低的边缘阶层因为无法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而未能自我实现，他们在人生终了时自然有所遗憾与愧疚，感慨自己一生过得不完满，他们的境遇对后人构成警醒，推动后人调适自身行为以符合地方性规范的要求。传统时期村民间因为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的差异而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村庄依据地方性的道德伦理体系对个体行为进行评判。那些行为不符合道德伦理要求的个体所获得的社区评价低，使得他们在社会地位结构处于边缘位置，进而成为村庄中的边缘阶层。
虽然边缘阶层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受到排斥，但并未彻底被甩出村庄社会结构之外，他们一直保留着重新为村庄社会接纳的希望，即有着实现社会地位流动的可能与机会。一方面，中心—边缘的划分于个体而言为动态的标准，只要个体调适自身的行为，尽力孝廉信义与抑私扬公就会受到村民的认可，村民就会改变对其的印象，甚至边缘阶层也有着很大的上升为精英阶层的空间，因此社会地位结构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并没有呈现出很强的封闭性与固化特征。
另一方面，村庄社会对村民的评判主要依据其日常行为及为家庭成员的付出与对村庄公共事务所做的贡献，这主要看个体的主观态度与时间投入，与经济能力并无多少关系，因此传统时期社会地位的获取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的特征，这为绝大多数村民提供了机会，因此边缘阶层只是处于暂时性的弱势地位，他们的行为只要符合地方性规范的要求就会扭转不利地位，这表明个体对于调整在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位置具有很强的能动性与主动性。
总而言之，传统时期村民无论精英抑或边缘阶层都对村庄社会依据道德伦理对个体行为进行评价从而赋予不等的社会地位表示认同，边缘阶层并非为游离于主导社会规范之外的群体，他们并未成为反主导规范的群体，相反他们对自身行为并不认同即他们在与主导社会规范相对照时表示出一定的理亏与愧疚，作为边缘阶层他们不仅感受到社会排斥以及日常生活的不便，而且体会到做人失败与没有面子，此外还会体验到因无法完成自我实现而带来的生命的不完满等。
村庄社会对边缘阶层有着多重惩戒，从而对其他村民构成很强的警醒，因而传统时期社会地位获取的开放性与多重惩戒形塑出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边缘阶层在村庄社会中都占据很小的比例的格局。
(二)传统边缘阶层的心态
传统时期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之所以成为形塑社会地位结构的依据在于村庄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特质，反过来社会地位的分层结构也会进一步强化村庄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在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中，所谓“伦常”道德秩序，即在处理人际交往时以对方为重、以长辈为重、以义务为重、以伦理关系为重，其与以工具性算计为重有本质区别[15]。
伦理本位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坚持义务本位，无论父代作为家庭的当家人还是精英作为村庄的当家人都担负着很大的责任，相应的当家人的权利即在于要求成员服从地方性规范，他们的威望即在于受到成员的服从，否则村庄社会就会陷于失序。在乡土社会中道德伦理因为有着宗族力量的支持而具有硬制裁的效力，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宗族力量的瓦解虽然道德伦理内涵发生一定变迁但道德伦理一直发挥着软约制的作用，这种约制更多通过长期的濡化得以体现。
集体时代虽然对村干部的选择注重阶级出身，但道德品行一直作为选拔的关键条件，衡量的标准即在群众中的口碑。传统时期社会地位划分中的道德素质并非为先验的抽象的品质，而为高度嵌入在日常生活做人中所体现出的特质，在于与他人交往时坚持的原则，因此这离每个村民都不遥远。传统时期每一村民都有着相近的机会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村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分化在于实践中在贯彻公共道德要求上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中心—边缘的区分。
以公共道德素质进行社会地位划分具有公平性，边缘阶层对村庄社会的主导规范持认同态度，由此他们在主观心态上就不会积攒过多的负面情绪。他们只要适当调适自身的行为即可扭转在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不利处境，他们对村庄生活就不会丧失希望，更不会感到压抑与焦虑，进而也很少通过对村庄精英的反抗来宣泄情绪。他们认识到问题在于自身，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在于修正自身的行为，而当他们坚持不调整时就只能在村庄中处于没有脸面与抬不起头的境地。
三、经济与多重紧张:转型期村庄社会中的“新边缘阶层”
传统时期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多寡决定了村民在社会地位等级结构中所处位置，在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向农村高度渗入背景下个体的致富能力愈加受到推崇，由此使得经济资本占有多寡对个体在社会地位等级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这进一步重塑了边缘阶层的构成，相应的他们的行为逻辑与主观心态相较传统时期发生了很大变迁，村庄社会结构在此过程中趋于紧张，社会秩序的稳定受到影响。
四、公共文化建设:社会结构紧张的应对之策
从“有德才有地位”到“有钱才有地位”表明村庄纵向社会分层标准发生变迁，财富逐步成了社会分层的主导标准，“富即正确”成为强势话语，富人经济上的优势不断向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渗透[15]。富人阶层在村庄社会中日趋演变成总体性精英，其他阶层的社会流动空间受到压缩，这对于大部分仍保持面向村庄生活且各阶层仍有着一定面对面互动交往的村民而言构成了很强的挤压，尤其是边缘阶层积攒了很强的“气”与情绪，阶层关系趋于紧张，推动村庄社会结构紧张程度增强。
结构紧张虽不意味着社会秩序一定走向崩解但确实为社会秩序陷入失序增加风险，基于上述分析，结构紧张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化的性质而不仅仅为形态学上的阶层结构，分化的性质形塑了相应的阶层结构进而对社会结构走向产生影响。转型期村庄社会结构趋于紧张与地位划分标准变迁有很大关系，经济资本日益成为社会地位划分的主导与唯一标准，社会结构的调适需要对社会地位划分标准进行重构，为此就需要在农村社会开展公共文化建设，这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介入与干预。
之所以强调公共文化建设在于在村民生活境遇都有很大改善的新时代，村民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他们更注重社会性与价值性为他人尊重与承认，因此基层政府工作重心之一即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文化建设自然提上日程。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降低经济资本在社会地位划分中的重要性与提升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以此使得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综合、多元，从而为更多村民提供获取社会地位的渠道，让更多村民能够得到尊重与承认，社会地位流动性增强，社会结构的对立紧张自然有所弱化。
五、结语
随着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经历着剧变，由于现代市场力量向农村社会渗入程度不断增强，农村社会也在快速变迁，探讨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构成转型社会的一项重要议题。边缘阶层作为各社会形态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他们作为被建构的主体，建构的标准决定着这一群体的内在构成，进而形塑出他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形态。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农村边缘阶层的构成，再进一步探讨何以这些村民被赋予边缘阶层的身份，最后还需分析由此产生的系统影响。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瞄准与回应相关主体的特定需求。任何社会中经济资本、道德声望、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等都并非均质化分布，何种资本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形塑着一定的“精英—边缘”格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发生变迁。
当前村庄中的新边缘阶层生成与他们的经济资本匮乏紧密相关，之所以如此在于经济资本通过一系列中间媒介实现了向社会地位的转化，这一象征秩序受到强势富人阶层的支配与控制，导致社会结构的流动与活力弱化，村庄社会日益从共同体结构向圈层社会蜕变，社会基础的变迁会进一步对基层治理产生深层影响。因此对当前新边缘阶层境遇的改善不仅需要对利益再分配格局进行调适从而保障边缘阶层的底线生存，更要从文化层面致力于社会地位划分标准的重塑。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向在于宣传多元发展主义，约制经济资本向生活世界其他领域过度渗透，为边缘阶层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提供一定渠道，最终让边缘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境遇得到全面与较高程度改善。
参考文献:
[1]王庆明.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检讨[J].社会学研究，2011，25(1):2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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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3):1-16.
[5]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J].社会，2008(4):34-58.
相关刊物推荐：战略与管理(双月刊)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93年，关注于国家根本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重点开展政治、外交、经济、法治、科技、文化教育、安全等战略理论和各种宏观管理理论问题的研究，十多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国家滋养了一代知识精英”。自2009年1月起，《战略与管理》以“内部版”方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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