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和环保素养的影响机制，并从环保态度-行为差距和环保素养-行为差距角度进行了延伸拓展。结果表明：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会促进居民改善环保态度、提升环保素养;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均会促进居民提升环保素养，但以学历教育为代表的正规教育提升效果远不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非正规教育。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就环境悲观主义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的改善效果比环境乐观主义群体更为明显;就没有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保素养的提升效果比有过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更为明显。更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居民环保态度-行为差距和环保素养-行为差距。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环保态度;环保素养;环保态度-行为差距;环保素养-行为差距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增长，但在此过程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生态约束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明确强调，必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而改善居民环保态度、提高居民环保素养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时代，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对工作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5年2月28日，一部大型空气污染深度公益调查纪录片①在互联网广泛传播，不到一天时间里，视频点击量超0.3亿次，成为社交媒体最热门的话题。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中国最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播出后饱受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密切关注。
有鉴于此，互联网使用很可能在改善居民环保态度、提高居民环保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厘清互联网使用与环保态度、环保素养的关系，对引导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乃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学术界已涌现一批代表性成果，互联网不仅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等领域，[1][2][3]而且会影响能源效率、能源强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可持续消费行为等资源环境领域，[4][5][6][7][8][9][10]其中极少与环保态度、环保素养挂钩。对此，本文试图在这两方面进行拓展。
首先，阐释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环保态度和环保素养的理论机制，然后运用实证模型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环保态度和环保素养的作用效果。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在于：一是视角的创新。从互联网视角考察环保态度、环保素养的影响因素，是一次全新尝试。二是分析的深化。在研究互联网使用与环保态度、环保素养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异质性群体造成的影响，并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降低了环保态度-行为差距和环保素养-行为差距。
二、理论机制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与环保态度
对于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而言，网上传播的大量环境污染信息会诱发情感共鸣和危机意识，形成积极的环保态度。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点击率，网络媒体倾向于报道负面新闻②来博眼球，互联网用户习惯快速阅读，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信息量，因此这些负面新闻能轻松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并产生一系列心理反应，如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主张监督政府工作的必要性;转变对环保的看法，重视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损害主观幸福，涌现巨大挫败感。[11][12]
相比网络媒体的自由化，传统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束，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很难产生类似环境问题的负面激励效果。[13]事实上，关于生态环境的负面信息比正面或中性信息更容易刺激大脑，激发情感共鸣，形成焦虑感、紧张感。焦虑紧张累积至一定程度，将迫使网民重视环境保护的紧迫性。[14][15]
根据进化论，人们已经养成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即通过关注事件进展预先作出规避风险的反应，这种反应包括思想和行为两方面。仅从思想上来看，互联网报道的大量环境污染现象，加深了网民对危险处境的判断，③使之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单单是一项政治议题，而是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严重影响当代日常生活，所以出于生存考虑，网民会自觉、主动地调整环境立场，树立积极的环境保护态度。[16][17]
对于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而言，互联网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会诱导参与环保决策和环保监督，形成积极的环保态度。就参与环保决策而言，有证据显示，互联网使用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加强了政府与网民的合作关系，[18][19]其中《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实施，更是巩固了两者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合作建立的良好沟通渠道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类似“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政府主张，很可能对网民的环境保护态度形成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网民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部门防治污染的政策法规提出可行建议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加深对环境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培养积极的环境保护态度。
就参与环保监督而言，互联网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意味着政府环保工作受到网民监督，监督过程一是鼓励举报生态破坏行为，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从而对积极的环保态度具有催化作用;二是帮助及时了解环境违法处罚信息，环境违法处罚信息具有警示作用，有助于激励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形成积极的环境保护态度。除此之外，互联网还为政府宣传“环保惠民”思想提供了重要渠道，环境保护改善身体健康状况，身体健康又提高赚取收入的能力，[20]从而可能诱发积极的环境保护态度。
(二)互联网使用与环保素养
对于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而言，网络媒体为环境知识分享搭建了良好平台，有助于提升环保素养。互联网使用提升环保素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21][22][23][24][25]
第一，缩小外部差距。就本国与外国而言，素养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其中包括内部环保素养相对外部环保素养落后。内部环保素养相对外部环保素养落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信息流通闭塞，无法公平享受同等信息，而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有助于构建先进环境知识体系，完善环境知识结构，加深环境知识储备，从而缩小环保素养外部差距、提高环保素养整体水平。
第二，缩小内部差距。就本国内部而言，不同个体之间素养差距也是普遍存在的。高素养网民利用网络媒体分享危害识别、立法执法、行为规范等环境知识，并与低素养网民积极开展环境信息互动，可以很轻松地达到“缩小内部环保素养差距”的目的。网络信息互动具有包容性特点，不同层次的网民可以在这里畅聊环保热点话题，交流知识、交换看法，从而提升双方环保素养。
事实上，提升环保素养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类似网络媒体的非正规教育。基于网络媒体的非正规环境教育是对正规环境教育的有益补充。高水平环保素养不但要求了解环境污染现象，知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且要求充分掌握环境问题的起因以及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由此，提升环保素养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发散性思维。网络媒体是培养发散性思维的重要渠道。
三、指标设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互联网使用分别与环保态度、环保素养的关系，合理构造衡量互联网使用、环保态度以及环保素养的相关指标是本文的关键。本文所采用的指标均来自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④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环保态度(attitude)。环保态度是指居民对环境保护的看法，如果表示支持环境保护，那么可视为积极的环保态度。问卷中没有上述的直接指标，但有“您认为在贫富分化问题、失业问题、人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社会信任问题、卖淫嫖娼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中，哪一个是第一需要解决的?
哪一个是第二需要解决的?哪一个是第三需要解决的?”的问题，该问题可以从侧面反映居民的环保态度，如果选择环境问题作为三类最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那么足以说明居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支持。由此，本文依据三类回答是否包含环境问题来构造指标，如果包含则attitude取值为1，否则为0。环保素养(Alevel)。
环保素养是指居民对环境保护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掌握程度足够高，那么可视为高水平的环保素养。问卷中有比较好的可以识别环境保护知识掌握程度的问题，即“您认为‘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
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水体污染报告中，V(5)类水质意味着要比I(1)类水质好’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至此，构造环保素养指标有两种思路：一是依据十个问题是否全部回答正确进行表征，如果全部回答正确则Alevel取值为1，否则为0。二是放宽约束条件，依据十个问题构造五个指标分别进行表征，如果全部答对则Alevel1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答对九道题Alevel2取值为1，否则为0。以此类推。考虑到仅以“满分”标准区分环保素养高低可能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决定采用后者表征方式。
(二)解释变量的选取
互联网使用(internet)。本文依据两个问题的回答构造互联网使用指标，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手机定制消息中，哪个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如何”。如果回答互联网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且使用情况为经常或非常频繁，那么internet取值为1，表示居民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否则为0。
除此之外，本文还引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环保态度和环保素养的控制变量，具体是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户籍、收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和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程度)。
四、基准分析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均是二元离散选择变量，本文采取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同时，考虑到遗漏变量(如心理因素、生活习惯、设施条件等)和测量误差(如居民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存在偏误等)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将借助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两阶段回归检验。为了能从两个不同角度度量互联网使用，本文构造了两种工具变量：一是主观工具变量。主观工具变量是依据居民生活习惯来构造的。
对于平时有上网习惯的居民来说，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可能性更大。问卷中有“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上网活动”的问题，该问题恰好可以反映生活习惯，用作互联网使用的主观工具变量。二是客观工具变量。客观工具变量是依据互联网设施条件来构造的。对于互联网落后地区的居民来说，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可能性更小。问卷中没有直接反映互联网设施条件的信息，但有“受访者居住的地区类型”，通常越靠近中心城区，互联网设施条件越好，于是本文选择“受访者居住的地区类型”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客观工具变量。首先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环保态度的影响。
probit(1)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环保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由于内生性导致的。atanhrho_12参数检验发现模型在5%的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所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回归更为合适。ivprobit-cmp(2)显示，控制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后，基本不影响其他变量对居民环保态度的影响。
从ivprobit-cmp(2)可以看到：(1)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拥有积极环保态度的可能性更大。互联网使用的边际效应为0.229，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其他居民相比，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拥有积极环保态度的概率将上升22.9%。互联网增加了接触环境信息的机会，使得居民能充分了解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居住条件等产生的危害，从而更可能形成支持环境保护的心理倾向。
(2)年龄的一次项对环保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二次项对环保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两者关系呈倒“U”形分布。(3)政治面貌的边际效应为0.054，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其他居民相比，共产党员拥有积极环保态度的概率将上升5.4%。
报告了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IV1、IV2均与互联网使用显著正相关，说明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从模型(3)可以看到：收入与互联网使用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财富越多的居民越有动力提高互联网使用率;教育程度与互联网使用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高学历的居民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可能性更大。然后，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环保素养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
(1)在五种不同假设前提下，互联网使用对环保素养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拥有高水平环保素养的可能性更大。互联网使用的边际效应介于0.137～0.220之间，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其他居民相比，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拥有高水平环保素养的概率将上升13.7%～22%。现代教育具有多元化、开放化、个性化的特点，提高居民环保素养不再受制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而可以通过互联网加深对环保知识的理解。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知识传播的成本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可以跨越地理边界和文化边界获取先进环保知识。由于书本知识很少涉及环境保护，正规教育渠道提升居民环保素养的效果较弱，最终形成对互联网等非正规教育渠道的路径依赖。有意思的是，关于教育程度的检验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即以学历教育为代表的正规教育提升环保素养的边际效应(0.073～0.122)远不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非正规教育(0.137～0.220)。
(2)性别的边际效应介于0.044～0.087之间，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女性相比，男性拥有高水平环保素养的概率将上升4.4%～8.7%。
(3)户籍状况的边际效应介于0.048～0.134之间，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拥有高水平环保素养的概率将上升4.8%～13.4%。
(4)政治面貌的边际效应介于0.064～0.067之间，说明与其他居民相比，共产党员拥有高水平环保素养的概率将上升6.4%～6.7%。
(5)家庭经济状况的边际效应介于0.125～0.179之间，说明与其他居民相比，家庭条件中等偏上的居民拥有高水平环保素养的概率将上升12.5%～17.9%。
五、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的影响是否会因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偏向而产生差异?互联网使用对环保素养的影响是否会因居民从事环保活动而产生差异?针对第一个问题，当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偏向于悲观时，内心的失落与网上传播的大量环境污染信息相契合，从而更易诱发情感共鸣和危机意识，形成更为积极的环保态度。
作为信息接收者的网民，面对来自互联网的环境负面信息并非全盘接纳，而是会有一个筛选过程，这个筛选过程根据自身需求加以识别。也就是说，环境悲观主义者⑤可能对互联网环境负面信息具有较高的认同与接纳，以至于产生更为鲜明的焦虑感、危机感。
更为鲜明的焦虑感、危机感将进一步激发更为强烈的生存欲望，迫使人们尽更大努力解决各种环境问题，树立更为积极的环保倾向。反过来，当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偏向于乐观时，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的诱发机制可能不明显。对于持环境乐观主义的网民⑥而言，互联网环境负面信息与自身观念相冲突，由此可能引发真实性质疑，不认同上述信息。
认同是网民接纳互联网环境负面信息的重要前提，一旦出现不认同的情况，将产生对这类信息的排斥心理，最终难以形成负面激励效果。⑦综上所述，本部分首先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环保态度的异质性影响。
问卷中有比较好的问题可以区分环境悲观主义群体和环境乐观主义群体，即“您认为下列环境问题在自身所在地区的严重程度如何：1.空气污染;2.水污染;3.工业垃圾污染;4.生活垃圾污染;5.野生动植物减少”。然后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环保素养的异质性影响。问卷中有比较好的问题可以区分没有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和有过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即“您是否从事过下列环保活动：1.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2.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3.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4.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5.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从中可以看到，所得结果均与预期一致。就环境悲观主义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的改善效果比环境乐观主义群体更为明显;就没有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保素养的提升效果比有过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更为明显。
六、拓展性分析
本部分主要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降低了环保态度与环保行为的差距以及环保素养与环保行为的差距?环保态度是各国政府用以预测环保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存在差距，积极环保态度有时不一定催生积极环保行为。互联网使用对积极环保态度的诱发机制一部分来源于风险感知，这种风险感知可能进一步唤起绿色生活方式，⑨最终降低环保态度与环保行为的差距。[26][27]同样，环保素养和环保行为也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互联网使用对高水平环保素养的诱发机制来源于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可能进一步培育绿色生活理念，⑩最终缩小环保素养与环保行为的差距。[28]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和环保素养的影响机制，并从环保态度-行为差距和环保素养-行为差距角度进行了延伸拓展。
结果表明：多数居民不具备积极的环保态度;居民环保素养存在一定缺失;除政治面貌和年龄因素外，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会促进居民改善环保态度，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加，居民不仅更有可能产生情感共鸣和危机意识，而且更有可能参与环保决策和环保监督，形成积极的环保态度;除家庭经济状况、政治面貌、户籍状况、年龄和性别因素外，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会促进居民提升环保素养，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加，居民更有可能跨越地理边界和文化边界获取先进环保知识，形成高水平的环保素养;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均会促进居民提升环保素养，但以学历教育为代表的正规教育提升效果远不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非正规教育。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就环境悲观主义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保态度的改善效果比环境乐观主义群体更为明显;就没有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保素养的提升效果比有过从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更为明显。
更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缩小了居民环保态度-行为差距和环保素养-行为差距，促进了积极环保态度和高水平环保素养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自备购物篮行为、塑料袋重复利用行为的转化。
环保方向论文范文：加强基层环保执法工作的措施
摘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尤其是做好基层环保执法工作，既可较好地促使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降低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数量及发生率，又是实现法治中国、依法行政的主要内容，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可谓“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深入探讨了加强基层环保执法工作的措施。
关键词:基层,环保执法,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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