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从绿色发展的条件、政策与实践着手，选取200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结合全局技术和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进行测度，构建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和绿色发展绩效三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状况进行量化分析。
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开始逐步实施绿色发展政策，进行绿色发展实践，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整体水平较低并且地区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亟须提高绿色发展意识，强调经济发展的健康化、绿色化。
[关键词]“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绿色发展绩效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世界各国与一些国际组织已经深刻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2015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以及2016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充分彰显了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和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决心。在此国际社会背景下，中国也将绿色发展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和行动中。
但是，现实的发展是不容乐观的，耶鲁大学等单位发布的《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显示，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但其能源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均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近乎1/2。①
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于“高耗能、高污染、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中。从“一带一路”整体出发，构筑沿线各国共同利益基础，实现各国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倡议。[1]因此，如何向低消耗、低排放与高效率的发展模式转变，达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目标，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型的重中之重。
这就需要全面分析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现状，定量分析绿色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有的放矢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当前学术界对于绿色发展和绿色发展效率探讨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定程度。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对绿色发展的界定、绿色发展理论和实现机制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在其著作《绿色经济蓝图》中就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2]，并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3]。
刘珉和胡鞍钢提出“绿色生态空间”这一名词，从经济学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出发，将其划分成生态空间国土密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三个方面，以全国各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空间研究基础。[4]卢风认为绿色发展即为可持续发展，真正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尊重生态规律前提下的发展，因此追求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而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绿色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5]
曾凡银阐述了绿色发展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从萌芽到逐步形成框架的国际演进过程，进一步说明在绿色发展制度框架指导下多元化的绿色发展路径。[6]涂正革和王秋皓认为绿色发展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共赢的局面。[7]
因此，在评价绿色发展水平时应当将环境污染纳入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中。二是关于国家或地区绿色发展的进程和水平的定量分析。李晓西和潘建成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从政府、经济、资源三个层面全面构建了衡量中国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使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8]
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底发布了《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公报》，该公报采用绿色发展指数对我国各省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年度测算和评估。①马勇和黄智洵均运用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省份/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9-11]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通过构建不同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来定量分析国家或者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三是关于国家或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和评估。
王兵等引入环境RAM模型来计算中国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发现中国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动趋势呈现倒U型和三次型的特点。[12]谢里和王瑾瑾将不同的DEA模型应用到Gini准则中，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研究发现总体绩效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发展不均衡，东北和西北地区处于较高水平，其他地区水平较低。[13]
王兵和侯冰清运用DEA-Global-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的全要素绿色效率、全要素绿色生产率，使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绿色效率、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4]Lin&Benjamin使用全局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指定时间框架内的绿色发展增长指数(GDGI)，并将模型指数分为效率变化指数、最佳实践差距变化指数和技术差距变化指数，用于测量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表现。[15]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多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发展绩效。近年来，“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倡议，关于它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维化、多层次，涉及众多领域。胡鞍钢等、白永秀和王颂吉对“一带一路”的宏观发展战略进行了全景论述和设计。[16-17]洪俊杰和刘辉、邹嘉龄等、韩永辉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现状进行了研究。[18-20]
贸易影响因素方面，孔庆峰和董虹蔚、张亚斌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改善贸易潜力的作用。[21-22]其他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领域中，李晓和李俊久从历史的多重视角阐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演进过程，基于现实困境提议重新构建中国政治经济战略方向。[23]因此，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将有利于营造更加良好的商业环境，进而加快各国的技术提升与经济进步。[24]
上述相关研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评估虽有一定贡献，但仍存在改进和拓展空间。本文力图依托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条件、政策和实践现状的分析，结合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局技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进行评估。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情况，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实施夯实理论基础并提供实证支持。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条件、政策与实践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条件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作为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对于国家的绿色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按地理板块划分成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6个地区。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民总收入及总支出数额最高的均为西亚北非地区，分别是35234亿美元和31875亿美元，南亚地区次之，中亚地区最少，分别为807亿美元和809亿美元。①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贫富差距巨大，最富有的国家卡塔尔和最贫穷的国家阿富汗，人均GDP相差高达106倍。经济稳定性也是反映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方面。通货膨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计算，201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高于10%的有叙利亚、埃及、土耳其、白俄罗斯、乌克兰、也门和乌兹别克斯坦。
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东亚、中亚地区和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西亚北非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能源存量较少、经济发展稳定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就业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失业率普遍较高。
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再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全球工业4.0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这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从事传统工业的工人因新技能的缺失而失业，导致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失业率上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工业结构呈现倒梯形，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属于中后期阶段，少数国家属于初期阶段。从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呈现出粗放型发展的特征。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一国实行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时不可忽视的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也存在着分布不均的问题。在森林资源方面，俄罗斯的森林资源约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0%，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人均森林面积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生态系统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东南亚地区生态多样性效益指数较高，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地区生态多样性效益指数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有关统计显示，中亚五国水资源消耗强度非常大且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单位GDP的水资源消耗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南亚地区虽然拥有仅次于亚马逊河的河流系统，但是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很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均属于严重缺水国家。蒙古、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等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总体的空气污染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个别地区的大气质量极差。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PM2.5值未满足世界卫生组织最低标准的有22个国家，其中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占到50%，南亚地区国家占到30%。究其原因，除了这两个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空气扩散性较差之外，还与其大力发展重工业有关。
从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过低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区别于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边保护、边发展”的道路更加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利用状况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世界化石能源生产中心，能源储量异常丰富。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的天然气勘明储量达到20.8万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勘明储量的11.3%，石油勘明储量达到41亿吨，占全球石油勘明储量的1.8%。①
西亚北非地区拥有储量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全球石油净输出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大约有50%是西亚北非国家。俄罗斯的煤炭储量巨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9%，居世界第二位。此外，非洲和亚洲地区的风能、水能和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十分丰富，正在逐步得到有效利用。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为13511.2百万吨油当量，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耗量约占1/2，消耗了72%的煤炭、46%的天然气和40%的石油，而且能源主要消费国家集中在亚洲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位GDP一次能源的消费量、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水资源、水泥、有色金属、臭氧层的消耗量更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综上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储备量巨大，却存在能源使用效率不高、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达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无疑需要关注并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不仅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息息相关，还涉及居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就业水平、社会福利水平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从健康、教育和就业三个方面2016年的数据分析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健康方面，高收入国家数量较多的中东欧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最低，预期寿命最高;而南亚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预期寿命也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水平。
教育方面，高等院校入学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平，东亚和中东欧地区的高等院校入学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平均达到60%以上;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高等院校入学率普遍较低，甚至存在着大量文盲，其中高等院校入学率最低的是南亚地区，仅为16.93%。就业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6.43%，比自然失业率高出2.43%。女性劳动力占比地区差异明显，东亚和中东欧地区女性劳动力占比较高，西亚北非地区女性劳动力占比较低。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差异较大，健康方面仍受到传染病的困扰和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限制;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导致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进一步影响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政策与实践
1.绿色金融政策与实践
在全球提倡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绿色金融成为各国着力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绿色信贷方面，2016年，新开发银行实施规模为8.11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旨在提高各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印度国有银行卡纳拉银行获得2.5亿美元项目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顺利实施。①
2017年，新开发银行和印度拉贾斯坦邦政府共同资助该邦的水部门重组项目，其中新开发银行提供所需资金的75%，该项目的实施预计在2025年将拉贾斯坦邦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10%;除此之外，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优化灌溉操作的技术支持，改善灌溉管理和实践。②绿色债券方面，2016年，新开发银行成功发行30亿人民币的五年期绿色金融债券，该债券所得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的绿色产业项目。③
绿色基金方面，2014年，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项目的落地提供资金支持，其投资重点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目的是推动沿线各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④2018年10月，绿色气候基金同意资助哈萨克斯坦实施可再生能源项目，总金额为1.1亿美元，旨在推动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开发太阳能、小型水电和生物质能等;同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协助实施该项目。⑤
2.绿色能源政策与实践
由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此做出了相应努力。2002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签订规模为24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以缓解能源问题，改善能源结构。[25]89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缓解环境压力，不断改革环境管理体系并完善环境立法体系，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马来西亚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出现。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例如开展绿色演讲、成立绿色技术公司等。
第11个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中确定了202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计划为2080兆瓦，为2014年的8倍，其重点目标是提高生物质、小水电、生物气和生活垃圾发电占比，发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优势。[25]泰国相继出台了若干政策和替代能源开发计划，包括2008年颁布的《国家能源政策》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REDP2008—2022)，2011年出台的替代能源和发展计划(AEDP2012—2021)，2015年制定的综合能源蓝图(TIEB2015—2036)等。
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的土耳其通过引进中国的环保技术来开展余热发电项目，充分利用废气余热进行发电，每年可减少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⑥中亚地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早在2009年7月就颁布了《国家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法》和《关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若干修改和补充》的法律文件。①据哈萨克斯坦能源部网站报道，2018年6月，国际绿色技术中心与克孜勒奥尔达州签订合作备忘录，将共同制定地方绿色项目实施图，加强在绿色发展、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②
3.绿色产业发展政策与实践
为了加快绿色产业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积极采取倾斜的产业政策，对行业内企业进行补贴或经济激励等;同时，国家对绿色产业行业标准的制定成为推动其发展的重要保障。近些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积极制定和实行与绿色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财政税收政策，以达到改善外部环境和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012年，哈萨克斯坦发起关于“绿色桥梁伙伴”的倡议，又于2013—2014年间，相继颁布向绿色经济过渡的行动纲要(2013—2020)、管理和治理水资源、改造生活垃圾和回收系统的国家纲要。③乌兹别克斯坦颁布的《关于2015—2019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降低能耗、应用节能技术的行动纲领》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引进并应用先进的环保清洁技术，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26]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相继制定了水资源管理、发展清洁技术及绿色经济的国家政策，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已成为“绿色桥梁伙伴”成员之一。柬埔寨1996年出台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法》，2008年通过了《保护区法》，制定了《柬埔寨王国政府环境保护立体战略(2008—2013)》，这些政策法规为绿色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7]16除政策措施之外，柬埔寨政府还将公共投资向绿色环保产业倾斜。
在“2010—2012年短期公共投资计划”中，直接与环保产业相关的投资方向包括“清洁水供应”和“环保”两项，“清洁水供应”方向涉及金额1.25亿美元，“环保”方向涉及金额0.9亿美元，二者在总投资计划中所占百分比达到8%。④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测度
通过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条件、政策和实践的梳理可知，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差异很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经济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各国为实现绿色发展，在绿色金融、绿色能源和绿色产业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情况，本文基于数据包络法，以“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为决策单元，对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进行评估。
(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将同时产生合意产出和不合意产出。在给定输入和技术时，生产过程将在尽力增加合意产出的同时降低不合意产出，因而评估绿色发展时需要将环境污染这类不合意产出或者说非期望产出整合到投入产出评价模型之中。为此，评估了考虑到产出的弱可处置性和零结合性时的环境技术，此评估框架适于评估环境绩效。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的评估结果
根据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局技术测度法，基于200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我们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下面从整体层面、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能源投入效率和碳排放效率的结果加以分析。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层面
由于我们在上文中引入全局DEA，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年份的绿色发展绩效、能源投入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具有可比性。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入效率(EEI)、碳排放效率(CEI)和绿色发展绩效(GDPI)的演变过程。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I、EEI、CEI偏低，效率值均在0.5以下。
这一方面说明各国的绿色发展程度不高，需要对节能减排加以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是基于效率衡量基准地区(效率为1的决策单元)和低效率地区(效率小于1的决策单元)的差距，因此整体的低效率就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文章后续部分将会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此外，从GDPI、EEI、CEI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2001—2007年呈平缓增长趋势，2008—2009年出现大幅下降继而又回复平缓增长，这说明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国家层面
“一带一路”沿线45个样本国家中绿色发展绩效平均值高于0.7的有新加坡、土耳其、以色列和柬埔寨4个国家，其中新加坡和以色列属于发达国家，柬埔寨则属于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何会出现柬埔寨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很高的情况?这一方面与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工业基础薄弱有很大关联;另一方面本文中为了突出能源投入效率，减弱了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作用，而柬埔寨的劳动力投入比重较高。
综合这两点原因，导致柬埔寨出现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情况。在绿色发展绩效较高的4个国家中，只有新加坡和以色列的绿色发展绩效的年均增长率为正值，表明其绿色发展水平是持续进步的，并且其能源投入效率值均达到0.9以上，接近共同前沿面，远高于其他低效率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水平低于0.2的国家有印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伊朗、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8个国家。
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其中，印度、越南和伊朗的GDPI正在走下坡路。以印度为例，2000—2014年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7.06%，与此同时能源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增长165%和117%，这说明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显著增加。印度的能源投入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不高，二氧化碳减排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负值，能源使用效率并没有太大改善，污染物减排效率不减反增。因此，印度经济仍然过度依赖能源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几乎脱离了绿色发展的轨道。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区域层面
东亚和中亚地区绿色发展绩效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水平，2000—2014年GDPI的平均值分别为0.2288和0.196，远低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并且产业结构单一密切相关。虽然东亚和中亚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都很低，但是不同于东亚持续下降的绿色发展水平，中亚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稳步上升的，这说明中亚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促进绿色发展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西亚北非地区的平均GDPI虽然比较高，但是其下降速度十分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再试图通过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维系。2000—2014年间，东亚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水平波动较大，西亚北非地区则呈持续走低趋势，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起伏不大。这些都说明样本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并没有显著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整体和各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变异系数呈现不断扩散的趋势，意味着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逐步扩大，除了中亚地区的变异系数逐年下降之外，其余各地区均呈上升态势，进一步说明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绿色发展的不均衡性。总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实现绿色发展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表现，从绿色发展的条件、政策和实践出发，总结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现状，进一步采用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进行测度，得出的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近年来，虽然“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欧、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已经取得一定的绿色发展成绩，二氧化碳减排效率有所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有所放缓，但是绿色发展绩效值超过0.5的国家仍然寥寥无几。
东亚、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问题;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空气污染较为严重，PM2.5值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标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利用率低，生态形势仍旧十分严峻，各国乃至整个区域内并未形成生态环境的硬性约束，“先粗放后集约、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亟须转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能源投入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普遍偏低并呈曲折发展，2000—2007年有所增加，2008—2009年下降，2010年以后又开始平缓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西亚北非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虽然属于较高水平，但是与基准地区(效率值为1的DMU)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21世纪以来一直呈递减趋势，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中，中亚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值尽管很低，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逐年提升，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呈现增长态势。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当正确认识本国的绿色发展现状，从“高碳发展”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应在借鉴先进国家绿色发展经验的同时，探寻适合本国的绿色发展道路。
第一，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绿色发展制度框架。
在法律法规方面，应该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国家的重大决策和规划中，将绿色发展制度化、法制化;在政策体系方面，制定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绿色产业、绿色税收、绿色价格等相关政策，完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在监督体系方面，应当建立起深入到绿色发展各个方面的科学的评价监督体系，以便对本国的绿色发展进行有效的评估，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
各国应该根据本国实际，进行产业布局的优化升级，对于高耗能低效益产业，在对其发展加以限制的同时，运用清洁技术进行改造;对于高耗能高效益产业，应该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突出其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对于低耗能低效益产业，需重点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此外，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环保产业为切入点，通过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来推进技术的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优化能源结构，推进利用资源的高效化。
各国需重视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率，合理利用水资源，可以通过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机制来降低水资源使用强度;通过提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利用率，减少采用化石能源，引进和研发环保技术、清洁技术，推动能源消费结构由化石燃料为主导的传统模式向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为主导的新型模式转换。
第四，培育公众的生态环保理念，推进生活低碳化、绿色化。
各国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报纸等各种媒介，通过舆论宣传、教育科普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大力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使得绿色生活这一理念成为公众的普遍意识。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视角出发，各国应紧抓由此带来的机遇，让“一带一路”不仅是贸易互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之路，也是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各国学习和探索成功的智慧来源，借鉴成功的经验。不仅中国还有一些沿线国家都提倡发展绿色经济，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功经验可供其他沿线国家参考和借鉴。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开展生态环保合作，加快区域经济绿色转型。沿线国家可通过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展生态环保合作，加强沿线国家政策对话与科学技术交流，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推动沿线国家突破传统发展瓶颈。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金额巨大、公益性极强，再加上技术限制，很多沿线国家的政府不能独立完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各沿线国家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得到了越来越多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极大地保证了其顺利实施，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江林:《“一带一路”:挑战、合作与行动———“全球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知识》，2016年22期。
[2]大卫·皮尔斯:《绿色经济的蓝图(4)———获得全球环境价值》，徐少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曹东:《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5期。
[4]刘珉、胡鞍钢:《中国绿色生态空间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7期。
[5]卢风:《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
[6]曾凡银:《绿色发展: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8期。
人口经济方向论文投稿刊物：《中国人口科学》杂志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专业性学术期刊。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