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和建设所面临的“五个平衡”挑战，制约了战略和战术目标的融合:即中国市场需求和本地比较优势供给、中国产业链延伸和本地产业发展、工程完成度与保障机制、区域融合和多方利益、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这亟需构建更具系统性的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予以应对。即以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当地产业升级为核心任务、可持续财务和治理机制为保障机制、以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区域融合，进而指导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规划和建设架构;多边合作;区域融合;基础设施
规划师职称论文范文：城乡规划建设与土地管理初探
摘要：现代城市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在土地资源方面，经常会出现土地资源过度消耗尧浪费等情况。所以本文针对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土地管理措施，为土地资源的整体利用率提升打下良好基础。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六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推动我国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动能。但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基本要求，我们需要提出中观层面的规划和建设架构，协调宏观层面的国家理念以及微观层面的具体工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中观”。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宏观指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想和价值问题，中观指如何设计制度以实现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想和价值，微观指个人或团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等。[1]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宏观指宏观政策和城市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中观指城市公共政策、空间规划和导则等，微观指城市空间发展项目。[2]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宏观以国家为代表，中观以区域为代表，微观以企业代表，这里的中观指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3]基于上述定义，本文给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概念:宏观指发展“一带一路”的理念和价值观，中观指指导理念和价值观落地的体系或架构，微观指具体的落地工程项目。当前，宏观的理念和价值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例如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商共建、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共同体等。[4]微观的工程项目也已遍布“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此处不做赘言。但是学界的研究和企业的实践要么侧重宏观的地缘安全、产业等国家战略思想，要么侧重微观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缺乏中观层面的规划和建设架构将宏观的国家理念和微观的具体工程联系起来，这可能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实践活动的系统性风险，例如只识理念不见实际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可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损失。本文融合商品贸易、产业升级、财务和治理、多边合作、基础设施等要素，构建了系统性的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以协调宏观的国家理念及微观的工程实施。
二、架构的构建
中国“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中观层面的规划和建设架构，以协调宏观层面的国家理念以及微观层面的具体工程。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缺失的表层原因是中国海外项目过于重视传统基础设施(例如公路、港口、桥梁)。虽然产业规划、财务可行性、当地治理和数字基础设施等要素也都或多或少予以了考虑并纳入了实践活动，但需要将各要素予以更系统性的整合并构建指导海外行动的理论架构，以尽可能预先降低海外行动的风险。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缺失的深层原因是未完全实现“五个平衡”。一是中国市场需求和本地比较优势供给的平衡。过去六年我国过于强调地缘政治驱动，对市场驱动的全球供给关系考虑不足。二是中国产业链延伸和本地产业发展的平衡。过于强调延伸中国产业链，对本地产业升级和就业需求考虑不足。
三是工程完成度与保障机制的平衡。过于强调项目的工程完成度，对保障机制的建立考虑不足。四是区域融合和多方利益的平衡。过于强调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放资本或产能资源，实现中国与本地及其周边经济体的融合，对其他大国利益考虑不足。五是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平衡。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强项，但对拉近地理距离并提升社会效率的数字基础设施考虑不足。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整合关键要素建构了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该架构突出“一带一路”行动的经济理性，即以中国和本地商品贸易为切入点、中国和本地产业共同发展为核心的行动原则;提升保障机制，即考虑本地财政状况，引入开发性金融资本和商业金融资本，并实现本地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结合，构建项目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实现宏观的国家理念和微观的实施工程的结合，即通过融合经济理性和保障机制，在多边合作下共同开发第三方或第四方市场及促进区域融合，进而指引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三、关键要素的讨论
(一)商品贸易
识别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供给，以及主要进口国国内需求及其市场规模，将构建对多方有利可图的贸易网络，这一具有经济理性的战略行动也将增加中国所投资源的收益。例如，基于2017年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对太平洋联盟四国(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农产品出口的数据分析，可见四国对中日韩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且中日韩国内市场需求显著的农产品数量至少有36种(约38亿美元)。对于农产品进口合计超过2227亿美元的中日韩而言，足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消化这一量级的进口商品，而且共同扩大针对第四方的农产品进口也有助于巩固中日韩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互信。对于“一带一路”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本地相对充裕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则易于构筑其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二)产业升级
识别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贸易关系后，需基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建立当地产业链条的升级路径。通过促使本地产业向规模经济和创新经济升级，降低区域各国同质化竞争及过度注重短期税收和就业的风险。[5]131-134“一带一路”多数发展中国家借助外部资本或市场需求所建立的国际贸易网络，如果未能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本地产业的升级，可能只能形成短期的税收和就业收益，这无助于在长期尺度内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单一的比较优势商品向规模经济升级，优先鼓励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联合开展基础学科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职业教育，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发展多层次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此外，可以利用金融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整合供应链上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形成基于传统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供应商网络和公共服务产品。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供应商网络和公共服务产品将促成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外溢机制，进一步推动规模经济向创新经济的升级。
(三)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包括财务机制和治理机制。这里指协调域内和域外金融和专业机构之间合作，共同应对财务和治理挑战。域外的资本和文化投入乃至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都会随着商品、路桥和通信设施的延伸而展开。如果外部资本不能部分地承担财务和治理体系建设责任，“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发展中国家可能只能成为商品倾销的市场和原材料的来源。这不利于形成本地可持续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供应链网络和公共治理体系，进而也会抑制产业升级，外部投资将成为国家负债，激发本地社会的抵触。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当地治理体系的建构历史及其传统和现代特色，避免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各国并不需要简单模仿他国(包括中国)模式，而是建立具有弹性且适应自身需要的治理体系来适应其具有比较优势商品产业链条的发展需求。[6]83-85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多国公共财政不宽裕，项目财务可持续性弱。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的政策性导向贷款具有提高项目信用、贷款周期长等优点，其与盈利导向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组成联合体，将平衡项目盈利性和公益性以及项目可持续性。域内外的开发性资本、商业性资本、顶层设计、方案设计和建设实施机构合作，也可共同应对本地治理(如城市病或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治理(如资源和环境)的挑战，以及共同开发城市或区域，为形成可靠的中长期财政和税收来源提供保障。
四、其他关键问题的讨论
(一)重点方向的选择
“一带一路”的推进与发展需要聚焦。识别对于中国利益具有高优先级的战略区域，总结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多边合作机制下的责任和义务边界(例如经济和安全规则)，构建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指导项目实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经历了六年探索后可能面临的新任务。中国当前可能不具备将政治和经济资源分散于众多方向的资源和能力。[10]107建议将地理的“近”视为阶段性目标，其现实基础在于对距离较“近”的经济体采取政治和经济举措及施展影响力的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一带一路”沿线不仅存在着伊斯兰、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包括日本、俄罗斯和欧美等全球性经济体，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或强或弱且随逆全球化潮流而加剧的竞争性。这使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需投入大量政治和经济资源促使规划和建设的成果融入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之中，尤其是形成与本地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精英的互相理解，以部分对冲与沿线各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
[11]296-297因此，距离上的“近”将有利于中国国家资源投入的有效性，进而保护中国的全球利益，反之则海外行动的风险性将加大。例如，中国西北往里海方向沿线各国多处于中国与伊斯兰、印度、俄罗斯等国交界的内陆深处，是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地带。历史上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曾将其发展为棉花、羊毛及其他矿产资源的来源地并纳入俄国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百年来中国一直尝试发展定居点的工业和贸易，以加强其边疆与往里海方向各国的联系，但断断续续的商路既无法将其完全割裂，以零星的绿洲为基地的畜牧业也无法与中国内陆农业定居点形成紧密联系，其纳入中国产业链条的进程始终缓慢。[12]116-121和中国往阿拉伯海、孟加拉湾方向相似，中国西北往里海方向沿线各国现在的经济基础仍然在限制着合作的深度。
中国西南往泰国湾方向则具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方向的资源投入可能更好的发展其本地劳动力市场、供应商网络、公共治理体系并构建知识外溢机制，使其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其他方向也值得考虑，例如中国的贸易或能源安全不可避免的涉及与拉美、中东、东南欧或非洲的联系，且这些方向的经济体与中国政治关系相对较好且没有历史包袱，其经济和政治独立性较强，在系统性架构指引下的行动，也可能保障国家利益。
(二)政府的角色
对于单一的中小国家而言，促进区域融合以构建更大的市场并吸引全球资本显得十分重要，但这依赖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决心、规划和行动，例如鼓励成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国际投资者参与的共同发展基金，整合和建设跨国(如中南半岛、中东欧、东非等)的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依靠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吸引全球资本。这个单一或多边政府共同主导的顶层设计，将可能应对高速光纤、无线通信、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节点等部署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的资金缺口。政府需促进工业界、学术界和官员合作，制定传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这一体系既需要避免因过度狭隘的保护主义而制约产业发展，避免制造创新的制度障碍，也要能切实有效地保护数字资产的隐私和安全。在规划和建设阶段，各国还可能存在官员、学者、企业参与者因利益、能力和格局差异所引发的挑战。例如，难以识别或平衡短期和长期时间轴上的城市、国家和跨国区域所面临的战略性问题，或难以协调产业、城市、信息技术等多规融合所面临的战术性挑战，此时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能发挥其效果。
五、总结
本文所提供的中观规划和建设架构提供了一种指导“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系统性思路。对于主要依赖农业、中低端制造业或能源矿产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识别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供给、主要出口市场的国内需求并升级其产业链，构建其财务和治理保障机制支撑项目的可持续性，可能是应对“一带一路”沿线中小经济体国内市场有限容量挑战的可行策略。另一方面，对于受益于全球化大潮的经济体(如中日韩欧等)而言，开放部分国内市场或共同针对第三方市场的共同行动，可能扶持本地产业链的升级，建立大国对冲逆全球化趋势的政治生态圈以及维护其经济增长的全球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多边合作机制下所展开的共同行动，将适度释放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多元竞争压力，并减少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担忧。“一带一路”理性化的规划和建设思路，可能适度规避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本文还对如何聚焦更高优先级的战略性区域、政府主导下的战略与战术行动、对发展中国家适度保护主义的理解和宽容、技术进步将带来南北发展差距的拉大，以及中美地缘技术竞争与合作等“一带一路”中观规划和建设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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