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通过方差时变模型测度了中国和其他42个国家(36个OECD国家与6个非OECD国家)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此后借助Hsiaoetal.(2012)的反事实框架，利用42个国家与中国的个体相关性，以中国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反事实分析，以此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借助Hsiaoetal.(2012)反事实框架、“matrixcompletion”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与机制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财政政策波动性有所降低;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具有显著的因果效应，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财政政策波动性显著降低，结论具有稳健性与一般性。进一步的回归合成法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和“补偿效应”扩大政府规模这一渠道产生，即伴随一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该国政府规模随之扩大，进而降低该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
关键词：贸易开放财政政策波动性政府规模回归合成法机器学习
一、引言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或手段，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相关文献不断涌现，但绝大多数文献都局限于对财政政策水平(fiscalpolicyinlevel)的关注，如财政支出水平、税率水平及政府支出乘数等，而忽视了对财政政策波动性(volatility)的研究。财政政策波动性近年来开始受到发达国家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财政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Afonso&Jalles，2012)。
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财政政策波动性研究和管理成为热点。Hamilton(2008)指出，只关注条件均值是有误导的，还应关注波动性。Fatas&Mihov(2013)指出，很多最新研究发现，在模型中控制制度变量后，财政政策水平变量的影响通常变得不再显著，但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却不同，即使引入制度等变量后，其影响依然显著。从而其认为达到低通胀和低预算赤字是不够的，有必要获得稳定的通胀和稳定的财政政策。Fatas&Mihov(2007)强调，与政策工具水平量相比，政策波动性可能是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更好指标。
关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财政政策波动性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如Bachmannetal.(2017)、FernándezVillaverdeetal.(2015)、Basu&Bundick(2012)、Bloometal.(2008)、Bachmann&Bayer(2009)、Bakeretal.(2012)、Fatas&Mihov(2007，2013)、王立勇和纪尧(2019)等。而关于财政政策波动性决定因素的研究则相对比较缺乏：(1)部分文献强调了政治因素与制度建设的作用(Fatas&Mihov，2006，2007，2013;Woo，2009;Agnello&Sousa，2009;Albuquerque，2011)。例如，Albuquerque(2011)利用23个EU国家1980—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制度的质量对公共支出的波动性有着较大的、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但赫芬达尔指数除外，表明在一些政党中议会席位的高度集中会提高公共支出的波动性，但Woo(2011)等文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2)部分文献强调了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如Fatas&Mihov(2006)、Albuquerque(2011)、Brzozowski&SiwinskaGorzelak(2010)、王立勇和纪尧(2019)等。其中，Fatas&Mihov(2006)使用美国48个州的数据发现，以预算赤字和支出约束形式的财政规则倾向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Brzozowski&SiwinskaGorzelak(2010)以OECD、拉美、中东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财政规则(显性的赤字或债务约束)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存在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取决于公共债务或财政平衡规则的目标是提高还是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3)部分文献强调社会极化现象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Woo(2011)认为，社会极化程度会通过影响机会主义的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而对财政政策波动性产生影响。
(4)另有文献强调了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Woo(2011)、Yogo(2015)指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富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较低，小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较大。与此观点不同的是，Dixit&Weibull(2007)、Fernandez&Levy(2008)、Lindqvist&?sterling(2008)指出，在较大的经济体中，个体异质性更加明显，进而会因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差异导致社会极化现象加重。最终，轮流执政会加剧政府支出波动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和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财政政策特征不仅受到内部环境的影响，且与外界因素息息相关，即贸易开放能够影响财政政策及其相关特征。例如，Eggertssonetal.(2016a)和Eggertssonetal.(2016b)强调贸易开放对一国财政政策实施的冲击和影响。Rodrik(1998)、Lane(2003)、Ram(2009)、郭月梅和孙群力(2009)、高凌云和毛日癉(2011)及梅冬州和龚六堂(2012)、毛捷等(2015)等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有重要影响;陈诗一和张军(2008)发现，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效率有一定的影响。
可见，随着全球经济开放程度的逐步加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对国内政策实施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财政政策实施的稳定性与效果同样受其影响。财政政策波动性作为与财政政策持久性和财政政策周期性一起同被经济学者和政策界关注的三大政策特征之一(Fatas&Mihov，2007;Afonsoetal.，2010)，是否会受到贸易开放进程的影响?或者存在何种程度或方向的影响?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开放经济背景下的财政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制定，是评价中国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方面，更是规避财政政策调控背后潜在成本的重要依据。①特别是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厘清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机理显得尤为重要。仅从散点图看，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波动性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贸易开放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财政政策波动性越小。②然而，以上相关性是否真的成立?更进一步地，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是否存在因果效应?贸易开放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究竟如何?这需要进行科学严谨的分析和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借鉴FernándezVillaverdeetal.(2015)的测度方法，引入方差时变模型测度财政政策波动性，测度了中国和其他42个国家(36个OECD国家与6个非OECD国家)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并借助Hsiaoetal.(2012)的反事实框架和国家间的个体相关性，以中国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反事实分析，以此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借助Hsiaoetal.(2012)反事实框架和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机制分析与检验。
二、模型设定、指标测度和数据说明
本部分将对本文实证研究所用到的主体模型及具体指标进行描述和介绍。本文中所使用的36个OECD国家以及6个非OECD国家的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和BVD宏观数据库，OECD数据库提供了36个OECD国家以及多个非OECD国家的数据。由于部分非OECD国家存在大量缺失值，本文选取了数据较完整的6个非OECD国家，分别是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
中国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考虑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中国的“四万亿(元)”财政刺激，可能会对财政政策波动性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会高估和混淆贸易开放的因果效应，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满足因果效应推断的需要，本文所用样本区间为1999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4季度，所用数据已进行季节调整及相应处理。
三、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将借助上文所述的反事实分析方法来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从改变政策发生时点、改变政策发生地区、改变财政政策波动性测度指标、改变财政政策波动性测度方法等方面，以及利用Atheyetal.(2018)提出的“matrixcompletion”(简称MC)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且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一般性，本部分还给出国别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四、机制解释
借鉴已有文献和理论，本文认为政府规模可能是贸易开放影响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内在机制或渠道。具体而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加深了各国的经济往来，扩大了各国面临的市场范围和物品的交易范围，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国际合作的强化，国家之间的分工变得更加细化，且扩大了劳动要素流动范围，促进了要素流动，从而国家规模倾向于变小。由于一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提供公共品以提高家庭福利，从资源约束角度看，由于公共品提供有一定的固定成本，不同规模国家政府公共品支出差异相对不大，但由于范围经济的存在，大型国家的政府能更好分摊成本。此外，小型国家的总产出更低，且总产出对国家规模的弹性远大于公共品价格的弹性，从而政府规模较大。
同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其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使其受到外来冲击的可能性变大，为了应对外部风险和不利冲击，一国政府通常会采取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致使政府规模变大。一方面，随着政府规模的提高，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进一步发挥，逆周期财政政策的调控效率也得以提高，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经济波动的降低使得政府偏离财政规则进行调控的需求、机会和可能性降低，且在经济不确定性下降的背景下财政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将提高，从而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规模的提高，财政制度性建设的激励和需求变大，制度性建设加快，制度约束得以强化，有助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接下来，本文将从理论分析与经验验证两个角度来论证这一机制。
(一)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
借助已有理论和文献不难发现，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贸易开放通过影响一国国家规模来影响该国政府规模，即贸易开放通过扩大市场范围，促进了国家的分工以及劳动要素流动，贸易开放使得国家规模变小，而国家规模越小，政府规模越大，因而，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存在正向影响，这便是所谓的“中介效应”。Alesina&Wacziarg(1998)研究发现，二战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使得全球的国家数量由1946年的74个增长到1995年的192个，且国家规模存在小型化趋势，在1995年，居民数量少于500万的国家有87个，居民数量少于250万的国家有58个，居民数量少于50万的国家有35个。而越小型的国家，政府规模相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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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波动性是宏观政策调控背后的潜在成本，不利于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对经济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波动性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是否会受到贸易开放的影响，以及存在何种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是事关开放经济背景下财政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制定、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重要问题，更是规避财政政策调控背后潜在成本的重要依据。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在此背景下，厘清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方向和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正是基于此，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借鉴FernándezVillaverdeetal.(2015)的测度方法，引入方差时变模型测度中国和其他42个国家(36个OECD国家与6个非OECD国家)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并借助Hsiaoetal.(2012)的反事实框架，利用42个国家(36个OECD国家和6个非OECD国家)与中国的个体相关性，以中国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反事实分析，以此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借助Hsiaoetal.(2012)反事实框架和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机制分析与检验。
本文得到的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的政府支出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其财政政策波动性有明显的降低，波动幅度明显减弱。从国际比较视角看，2001年底前，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处于较高水平，高于大多数样本国家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水平，而在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下降，逐渐低于样本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具有显著的因果效应，一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使得该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明显降低，运用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明该结论的可信度和稳健性。第三，贸易开放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通过“中介效应”和“补偿效应”扩大政府规模，而政府规模的提高会使得财政政策波动性明显降低。估计结果显示，政府规模每提高1%，会使财政政策波动性降低约174%。同样，本文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回归及相应稳健性检验也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参考文献
陈诗一、张军，2008：《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高凌云、毛日癉，2011：《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与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规模变动》，《经济研究》第1期。
郭月梅、孙群力，2009：《贸易开放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吕冰洋、陈志刚，2015：《中国省际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税率测算》，《财贸经济》第7期。
毛捷、管汉晖、林智贤，2015：《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来自历史的新发现(1850—2009)》，《经济研究》第7期。
梅冬州、龚六堂，2012：《开放真的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
王立勇、纪尧，2015：《财政政策波动性研究的国际动态》，《经济学动态》第8期。
王立勇、纪尧，2019：《财政政策波动性与财政规则：基于开放条件DSGE模型的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杨灿明、孙群力，2008：《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经济研究》第9期。
作者：王立勇袁子乾纪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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